传统的翻译研究将翻译视为简单的语言转换,侧重于翻译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对照比较。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各国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从语言到文化的转向,将翻译的研究层面拓展到诸如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上来。于是,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来支持翻译理论的发展,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应该莫过于翻译的文化视角。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提出后殖民语境下的“抵抗式”翻译。　　 以韦努蒂为代表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家更多地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认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两者之间很少有过平等的对话。强势文化和其译者往往会漠视弱势文化和文本,在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上选择有利于自身文化的强势态度,一味地满足自身文化所需要的翻译效果,而视源语文化于不顾。　　 作为源语文化重要的承载项,文化负载词和地方方言的翻译是文学作品翻译的重头戏。其中,有关汉语文化负载词和方言的英译问题,众多学者和译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文化词语含有特定的文化信息,是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词语,也是一个民族语言系统中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该民族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语言层面。因此,对于文化词语的英译,应该综合考虑翻译目的、文化差异、对待源语文化的态度及读者的文化接受情况等因素,“抵抗式”翻译策略应该占主导地位。　　 本文以施晓菁英译《骆驼祥子》为个案,分析译者对文本中汉语文化负载词和北京方言的抵抗式翻译及其效果;并进一步探索全球化背景下,抵抗式翻译策略的作用和影响。　　 文章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将概述抵抗式翻译的理论基础,并综述国内外学者对该理论的研究情况。普遍认为,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理论体现了对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和保护。第二章将重点从定义和分类两个方面介绍文化负载词与方言的基本内容。文化负载词和方言词都是文化的载体,而翻译一方面是文化不平等的避雷针,同时也是抵抗文化霸权的手段。因此,在传承或传播文化中,文化词、方言词与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笫三章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首先,对原著及译作进行简单的介绍。然后,对施晓菁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和方言词汇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探讨。选出一部分原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负载词和具有鲜明的北京方言特色的词汇,分析施译本中对其的抵抗式处理。此外,本文作者试图将施晓菁采用的抵抗式翻译放在超出文化词汇翻译的更为广阔的视角进行分析,例如其对作品名称,角色姓名的翻译等。通过分析得出,译者对文化负载词和方言词汇的抵抗式处理在有效地再现中国文化,传达中国文化精神的同时,又为日后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第四章是对抵抗式翻译的一点思考,即在采用抵抗式的时候要考虑到翻译的方向性,应根据具体的社会语境而定,不能盲目跟风,以免出现文化自恋情结和民族中心主义。适当之时,应该用“归化"以辅助翻译,汲取他者文化精华,缓和文化冲突,增进互相理解,实现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