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出一系列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抒情散文,成为当时抒情散文热潮中的佼佼者,迄今为止仍旧为不少评论家所关注。到了四十年代,他的目光渐渐由周围的小圈子转向广阔的社会,笔触变得质实硬朗起来,得到的关注也不如前期的热烈。鉴于此,以往的研究人员基本上将李广田三、四十年代散文创作割裂成两个独立的创作阶段,分别作研究。本文第一章提出“情调”的概念,并从“情”和“调”两方面进行内涵阐释。“情调”隐隐指涉着中外文艺理论的诸项基本命题,又自然贴合着散文的文体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情调”是李广田对自己散文创作的一个概括总结。以这个开阔的新视野来反观他三、四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一道无形的桥梁隐现在其间,将二者架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三十年代散文当中埋下了后期自我裂变的因子,而四十年代的创作又隐隐呼应着前期的某些元素。借用“情调”的概念,对李广田三、四十年代的文本型态、文学观念以及精神渊源进行梳理,有助于恢复李广田散文真实的个性面貌,尤其是重现巨大的审美差异性背后李广田文学思想的自然发展历程。论文第二章阐释李广田三、四十年代散文的文本内涵,展现两个时期迥异的“情调”。从表层文本着眼,李广田三、四十年代散文“情调”表现出两种“不可调和”的极端势态。李广田三十年代散文重点描绘乡土风俗画廊,反思儿童教育问题,批判地审视故土文化,饱含着浓烈的乡土之情。到了四十年代,李广田的创作转向广阔的社会,通过“母与子”、“乡镇官僚”和“善良的弱者”等几组典型,从民间的角度展示真实的“圈外”生活,蕴含着丰沛的国土之情。两者表现出大相径庭的表面特征。在李广田三、四十年代散文之“调”的文本呈现中,三十年代散文圆满熔融的主调与悲愤不平的变调到了四十年代,调换了主次次序,沉郁悲愤的调质盖过诗意完满的超越情怀,成为此期的主调,而后者则以潜流的方式存在于小部分作品中。第三章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解构李广田三、四十年代散文,以此管窥“情调”的具体生成机制。李广田三十年代致力于创作“非本位的散文”,他娴熟运用象征、营造意境等艺术手法,综合利用语言的陌生化、语言的绘画艺术等现代语言技巧,加以错位性观察点、理性化叙述等宏阔而开放的结构布局,从而达到了章法的自由与度的高度融合美。四十年代,李广田尝试“大众形式”,“明白确切的表现”、“朴实直陈的表现”和“自然成文的表现”是他进行新的文学探索常用的艺术表现形式。李广田在三十年代大力实践“非本位的散文”创作之后转向四十年代的“大众文艺”路线,在本质上符合散文文体自由的特性,无意中也遵循着中国现代抒情散文演变发展的自然历程。论文的最后一章试图剖析李广田三、四十年代散文“情调”的思想内涵及意义。三十年代李广田吸收中西诗文精神的滋养,经历“时代孤独症”,然而“地之子”的身份定位使得他立足乡土,始终未曾真正陷入幻灭的思想绝境。流亡经历促使李广田身上的现实主义情感思想迅速发展至成熟,加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熏陶,奠定了四十年代李广田观照社会现实的思想特质。李广田三、四十年代复杂的创作风貌背后隐藏着一个自我鞭挞的深刻的灵魂。李广田一直习惯于从本人的生活经验出发,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基本上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摸索着值得皈依的毕生理想,一步一个脚印地缓慢前进,最终投入到革命的行列。他的探索之路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挣扎追求的思想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