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自组织大多是自发成立、自我发展、自我运作的非正式民间组织，对于服务青年，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青年自组织的复杂特性，大量处在政府监管之外运作，容易对青年产生负面影响，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如何对其有效引导和治理成为难题。作为群团组织的共青团在青年自组织培育引导方面承担了政府的相关职能，对其治理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长期以来，对青年自组织的控制型思维在新的形势下已经不再适应社会需要，需要建立一种政府与青年自组织双向互动合作的新型治理关系模式。　　本文首先在系统厘清青年自组织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及运行机理的基础上，对由共青团嵌入青年自组织而形成的网络组织的结构进行分析。基于调研分析，发现青年自组织之间存在着通过各种方式连接在一起的自组织网络，这种网络关系大多不以经济契约或科层管制为基础，而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极，即基于信任由各种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构成的网络组织，进而通过社会网络形成资源互补、利益共赢、信息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自然存在的网络关系虽然具有初步形态，但由于青年自组织自身的不足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脆弱性（自组织失灵），另外，其组织结构不完善，形成不了联动体系，之间合作效率不高，且发展方向不可掌控，需要共青团主动的嵌入式治理，建立成熟的合作互动机制，实现最大的网络协同。共青团自身具有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同时又通过适当的策略和方法进行介入，使共青团在网络结构中的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即占据结构洞的核心节点。此外，研究发现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影响会不断导致一些青年自组织与共青团之间或者自组织之间强弱关系发生变化，这种网络组织具有动态稳定性。　　之后，本文通过对比共青团嵌入前后网络组织结构的变化，突出了共青团在网络治理中的作用。在无外力干预的情况下青年自组织间的合作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合作中心性差，行动无序，效率偏低。由于共青团的介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支持网络，优化了网络结构，缩短社会网络的连接距离，提高了社会网络连接效率;共青团通过建立机制搭建平台，完成各网络要素的合理匹配，促进信息有效沟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特别是共青团通过组织建构与解构，能够解决网络冲突、避免危机，解决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平衡、相互不信任、行动无序等问题;共青团通过调整治理方式，协调网络组织参与者之间以及整个网络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保持网络组织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并提出共青团对青年自组织的治理机制和框架体系。社会网络的引入形成了一种整体治理观，正是由于基于社会网络的治理视角实现了青年自组织个体治理到整体治理。特别是由于共青团的嵌入，占据了结构洞的“枢纽”位置，实现了内部治理到外部治理，外部治理促进内部治理，实现了由个体治理到合作伙伴关系治理的的突破。基于社会网络的共青团对青年自组织的治理有六大机制:动力机制、信任机制、评估和选择机制、沟通和协同机制、激励机制、学习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评估认证、组织孵化、资源支持、宣传推广、活动支撑、人才培训、政策服务、信息管理、会商研判、危机应对等组合匹配的治理策略系统，共同构成了共青团对青年自组织的治理框架体系。　　最后，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案例分析，验证了共青团对青年自组织的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北京共青团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构建了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立体的“同心多层”组织系统，辐射各级各类、“同轴共转”的星型组织体系，其实质是基于社会网络的网络组织。本文一方面对有关做法进行总结、归纳、提炼;另一方面就治理机制进行实际应用，通过调查问卷等方法印证了共青团基于社会网络对青年自组织治理的必要性、可行性及相关机制的科学性。提出“枢纽型”社会组织一系列概念框架，点出了“枢纽”与“社会网络”概念的关联关系，提出了共青团“摆渡者”的角色定位，共青团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对基于社会网络的网络组织的柔性治理等核心观点。提出一整套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包含治理理念、框架、路径方法的“枢纽型”治理模式。　　总之，本文系统梳理和归纳了青年自组织的运行机理;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共青团与青年自组织构建的网络组织的系统治理，把对青年自组织个体治理拓展到整体治理，由内部治理拓展到外部治理，提出共青团对青年自组织的六维治理机制，构建了治理结构模型，形成了有一定实用价值的对青年自组织网络的整体治理体系;通过案例研究，提出“枢纽型”社会组织一系列概念框架，为这种组织管理模式的完善提出了实操性的策略方法，在青年自组织的治理以及“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中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