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在诗学领域的成就甚为突出。其诗学传布、接受和研究的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1692年至1911年,为其诗学著述的保存、刊印和渐次传布时期;1912年至1977年,为其现代学术研究初期;1978年至2000年,为其蓬勃发展期;本世纪以来,为综合深化期。基于前人研究基础,反思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与理论相结合、文本细读和整体观照相结合、三维立体的考察等综合方法,从而展开本课题的论述。论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考”,主要探究王夫之诗学的文献及体例。王夫之诗学著述基本上贯通了整个文学史,该编对其主要的诗学著述《诗广传》、《诗译》、《楚辞通释》、“夕堂永日”系列、《南窗漫记》,以文献学和文体学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诗广传》属于外传体,其对《诗》篇本义的理解参酌于汉、宋《诗》学之间,大部分篇章依据《诗序》、《毛传》、《孔疏》、《郑笺》的说法,少数篇章采纳了《诗集传》。《诗广传》读《诗》方法就是“兴观群怨”,其理论渊源可溯及《韩诗外传》,直至《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言诗的理念。《诗译》是连接《诗经》与后世诗歌的一座桥梁。或以后世诗歌与《诗经》相贯通,揭示诗歌艺术的渊源与本质;或以《诗经》为参照理解后世的诗歌,论述诗歌观念和技艺的发展变化;其论《诗》的方式与明代的《诗》学之间既有会通也有差异。《楚辞通释》篇目取舍与分节立释的标准,与以往经典的注本如《楚辞章句》、《楚辞集注》均有不同;其著述逻辑具有通贯性,并注重文学性阐发;在所有《楚辞》的注本中,《通释》最具“了解之同情”,当然也存在以今释古且忽视古今之别的问题。“夕堂永日”系列,主要包括王夫之对《诗经》以后诗歌的选、评、论三个部分,从成书过程和命名含义而言,三者应具有不同的批评功能但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选”意在取舍褒贬,“评,”意在品赏衡鉴,“论”意在理论概括,“选”与“评”对“论”具有支撑作用,“论”对“选”与“评”具有统摄性质。“夕堂”系列的成书,与宋明以来盛行的诗歌评选之风密切相关。《南窗漫记》一书,记述了其学诗、作诗及与师友相互赠答的情况,对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下编为“论”,主要探究王夫之诗学的思想与方法。王夫之治学又有很强的融贯性,其诗学融摄了《易》学、佛学的思想与方法。诗学与《易》学贯穿了王夫之学术生命的始终,其“兴观群怨”的诗学命题就蕴含着“由用以得体”、阴阳交相为益的《易》学思想。“情景”理论中“相为珀芥”、互藏其宅”、“唯意所适”等说法则直接源于《易》学的经典著作。“诗有生气如性之有仁”、“因流动生变而成绮丽”等批评观念皆能以《易》学理论加以解释,在最终的价值取向上,其诗学与“生生之仁”的《易》学思想具有一致性。王夫之将唯识学现量的概念引入诗学,其“现量”诗说包涵者“即景会心”、“身历目见”、“貌其固有”、“磕着即凑”、“独至之情”等多层丰富的批评意义。就“现量”诗说与佛学现量观之间的歧异,不仅要参照于玄奘、窥基所传的唯识学,更要注意宋代以来性相相融的佛学思潮。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唯识学的现量追求的是无生无灭的圆成实性,而王夫之诗学藉现量观念体悟的是天地大化的生生不息。王夫之诗学明确表现出“贵现贱比”的倾向,然而佛学“比量”的含义可以弥补其学诗层面论说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