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改革是国民政府为提高机关行政效率而发起的,由于它对近代档案学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档案学界将其称为“行政效率运动”。据目前所知,众多学者在其专著中主要研究的方向是“行政效率运动”对中国近代档案学产生的影响,对于两者之间的相反作用论述的比较少,而事物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我们可以运用逆向思维去看待这场运动,从运动本身对档案学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出发,去研究近代档案学产生对行政效率运动所起到的作用,使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这场运动,也为今后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经验,这对于推动档案学学科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重点讨论并挖掘近代档案学的产生这一特定性事实对“行政效率运动”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整篇文章分为三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介绍“行政效率运动”产生的内外因和主要内容；中间部分论及了“行政效率运动”对近代档案学产生的影响,分为五个方面,其一是客观环境,从政治环境和学术背景两方面去论述；其二是基本的理论框架,从公文制度方面和档案学学科体系方面去讨论；其三是组织、体制条件,从组织领导结构和档案工作集中制度的建立方面去研究；其四是实践基础,从档案室的实践场所和档案管理工作的实践来探讨；最后是档案的社会影响力,从引起社会的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关注和对档案工作的宣传作用两个方面出发进行研究。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重点探讨了近代档案学的产生对“行政效率运动”的影响,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分别从具体的档案工作对行政事务的运转程序及手续的简化作用以及文书档案工作“集中制”的管理体制对机关管理水平的提升作用两个方面着手,这些具体的档案工作都为行政效率运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二节主要讨论了档案行政问题,及其对行政组织理论、行政管理理论、人事管理理论等行政效率理论方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