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债在中国起步较晚,初期发展缓慢。2017年2月,再融资和减持相关规则收紧;同年9月,转债新规出台,建立了新的申购机制。此二者分别提高了可转债的供给量和需求量,可转债融资占再融资的比重由2017年的4.04%上升到2019年的26.49%。在经历了两年飞速发展后,可转债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基础,即将步入高位调整期。在调整期,可转债市场主体回归理性,需要深入研究可转债的条款和定价,为可转债的发行和交易提供理论支持。对可转债转股价向下修正（下文简称可转债下修）的过往研究大多基于股东权益最大化的标准,分析可转债下修对股东权益的影响,并将可转债下修和回售相联系,得出结论:除非面临回售压力,公司不会主动下修可转债转股价。然而,随着可转债融资规模的增长和发行数量的增加,可转债发行公司下移,目前市场上共有41只可转债进行过下修,但仅2只可转债的下修发生在回售期内。因此,在新的市场背景下,从可转债下修的个案出发,探究融资困境下可转债下修的问题,更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可转债下修和可转债定价进行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概述了中国可转债发展历程和现状,通过与一般债券的比较,分析了可转债的特殊条款特别是下修条款的规定和相关定价模型。通过分析蓝标转债的案例,本文发现在融资困境下,蓝色光标以融资成本实际支出的最小化为判断标准,为了达到促使投资者尽快转股和改变可转债资金用途的目的,多次对蓝标转债进行下修,最终实现可转债的转股。此举有助于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融资困境;但同时对公司原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构成损害。通过理论和案例分析,本文得到以下观点:一是可转债下修的判断标准不仅是股东权利最大化,也有可能是融资成本的最小化,可转债发行公司为了避免支付利息,有以股权稀释为代价促使投资者尽早转股的动机;二是在可转债发行之后,可转债下修是上市公司对可转债调控的唯一有效方式,该下修的权力掌握在发行公司董事会手中,过往研究中以公司为整体分析下修决策的做法并不严谨;三是在使用B-S模型对可转债定价的过程中,本文发现可转债下修具有再定价作用,此作用是由可转债可能下修变为确定下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