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时期,山东佛教的发展受多方面环境影响。从政治上看,帝王崇佛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从文化上看,儒道思想为其带来了双重影响;从社会上看,战争动荡为其培育了丰厚土壤。在这些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山东佛教循序渐进,稳步前行。从西晋时期的缓慢发展到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再到宋魏时期的快速发展,山东视域下的僧尼人数不断增加,信众群体不断壮大,寺院规模不断扩大,佛教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山东佛教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名僧,他们有山东籍的,也有非山东籍的。在山东籍名僧中,竺潜是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他作为“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之一,将玄学思维模式用于佛教般若空观,以“无”解“空”,体现了当时僧人对般若“性空”的理解方式。在非山东籍名僧中,佛学造诣比较突出的是僧叡,他的思想内容非常广博,经历了由般若“空”向涅槃“有”的转变,不仅代表了当时僧人思想重心的转移,而且体现了中国佛教理论发展的动向。除了名僧,这一时期还涌现了许多山东名士,其中有崇佛的,也有反佛的,他们对佛教教义发表了不同看法。在崇佛名士中,颜延之较有代表性,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理解佛教教义,提出了依凭感应的“报应论”、标新立异的“形神观”以及突出圣人的“众生说”,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士对佛教教义的基本认识,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反佛名士中,何承天较有代表性,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佛教教义,向佛教发起了三次挑战,即以“远由近验”批判“因果报应”、以“无神论”破斥“神不灭论”、以“三才论”反对“众生说”,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自我保卫意识,是佛教发展历程中的宝贵财富。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特征,山东僧士的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具有其特色。僧士的佛学素养、专业程度、精进深度不同,对佛教思想的关注重心也不同。从整体上来看,名僧的佛教思想主要集中在纯思辨、纯理论的层面,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从玄学到中观的变化,思想内容发生了从般若“空”到涅槃“有”的转移,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与之不同,名士的佛教思想主要集中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违背的佛教教义上,他们的思维方式体现了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思想内容体现了斗争性与融合性的有机统一,对中国佛教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