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芥川龙之介的译介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鲁迅、夏丐尊、方光焘、章克标、楼适夷、文洁若等许多中国作家都翻译过他的文章,从而培育了几代“芥川迷”。尽管如此,中国“芥川热”仍仅停留其作品的译介上,同日本国内对芥川的极度推崇和深度研究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近年来利用形象学在研究西方文学里的中国形象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却忽略了对文化源头本是一家的近邻日本的观察和审视,这篇论文的研究理论基点就是沿袭上个世纪源起欧洲的比较文学理论“形象学”。本文试图从分析环境、兴趣、导师是促成芥川龙之介“中国物”形成的重要因素入手,论证芥川作品里的“中国物”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日本化”,同时也是他戴着“异国情调”的有色眼镜将中国素材进行“个人化”的结晶。《中国游记》里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是芥川依照自己理解对中国进行的想象性制作,也是集体无意识制约影响下的产物。本文尝试通过他和同时代其他日本作家的中国形象观的比照看出中国形象在中日近代化语境中形象的变更。作者认为,在日本和西方的双重殖民语境下的中国形象具有惊人的雷同。作为芥川眼中的“他者”,中国形象体现了日本和西方价值判断的标准,这种标准既有肯定也有批判,既有迷恋也有憎恶。作者同时认为,只有承认各种不同文化之间有对话的可能性,才能保证多元世界文化格局中各种文化和谐共处,不同文化体系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