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麻种植及使用历史久远,但因其自身的成瘾性和毒害性,以及受管制的毒品这一法律特性而饱受争议。国际上,联合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关注到大麻滥用的问题,先后出台《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等多部国际公约,制定如《全球行动纲领》《控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等多个文件以遏制大麻滥用。国内,我国从建国伊始就认识到大麻的危害性并在1985年加入“六一公约”、“七一公约”后从立法、司法等层面对大麻加以更为严格的管控,成效斐然。但是国际上主张大麻合法化的呼声从未停止,并在2013年随着乌拉圭成为世界上首个允许大麻合法化的国家时起,特别是2018年加拿大《大麻法案C-45》正式生效,正式成为第二个全面大麻合法化的国家后,主张大麻合法化的支持者们仿佛看到了希望,国际上大麻合法化运动愈演愈烈,对我国的禁毒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我国对大麻管控的立法是持久、主动的。但是在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禁毒形势时,禁毒工作中也有一些部分是需要改进的。因此,对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大麻管控的立法加以研究,并为我国大麻立法管控路径提出优化建议也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介绍了大麻立法管控的历史沿革及理论上的争议,从国际、国内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沿革和现状入手,分析了支持与反对大麻合法化者各自的理由并作出了不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判断;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大麻立法管控的现状及问题,问题主要在于立法上对工业大麻的管控不足,司法上需要探索新型的司法模式以及毒品分级管控制度;第三章通过研究美国与欧盟各自对大麻立法管控的措施,以比较法的视角得出我国在美、欧大麻管控立法中得到的启示;第四章主要是从坚持毒品管控宏观方向、健全大麻管控立法以及推动毒品分级管控制度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大麻立法管控的路径如何进行优化,为如何面对国际上大麻合法化呼声日益高涨的今日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