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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最初的阅读感受为契机,细读文本,搜集材料,以《莫须有先生传》为纲,《堂吉诃德》为辅,从以下三方面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试图找出其中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一、从两书的成书背景进行比较。分三个方面,一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塞万提斯所处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而写作《莫须有先生传》的废名则处在内忧外患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二是文学环境,塞万提斯所在的西班牙当时流行“骑士小说”,《堂吉诃德》正是因为要摧毁它们才写出来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则流行“左翼文学”、“新鸳鸯蝴蝶派”、“田园小说”等,《莫须有先生传》以反讽手段为表现手法而出现,无疑成了当时的一个“异类”。
二、从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第一组对比了莫须有先生和堂吉诃德,指出两人虽然都貌似疯癫,但堂吉诃德的疯癫是因对理想的执着,莫须有先生的疯癫则更多是因为受限于现实的困境;第二组对比了房东太太和桑丘,前者势利庸俗中透着对莫须有先生的关爱,后者务实精明中透着对堂吉诃德的友情。
三、从小说修辞进行比较。首先从小说结构进行比较,说明两书都是“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之书”,结构散乱,没有章法;其次从戏拟进行比较,指出《堂吉诃德》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指向性明确:对“骑士小说”的嘲讽,进而摧毁整个封建教会制度下文化;《莫须有先生传》则因为时代、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缺少力量,但其中的诙谐、幽默和人文关怀,亦有其独特的价值。第三是从叙事进行比较,《堂吉诃德》多层次的叙事虽然领先时代,但还较为清晰:《莫须有先生传》回环、插入、跨越等混沌式的叙述,则让读者全身心投入,调动起全部的精力,才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
结语部分对作家和时代进行了思考,说明《堂吉诃德》对《莫须有先生传》是有直接的影响的,而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不是简单的生搬硬套,废名以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谙熟,对西方文学的理解,在应对现实的困境时,用他富有创造性的、天才的笔,写出了惊世骇俗的《莫须有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