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8年,中国证券市场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监管者的监管理念也从行政色彩浓重向保护多方投资者利益转变。在看到中国证券监管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目前的证券监管在效率和效果上依然难以让人满意,一些危害投资者利益、制约市场发展的因素长期存在却未得到有效治理,并且在不少方面还表现出证券监管失灵。究其原因,中国证券监管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在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做出偏离于监管目标和原则的行为。因此,从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证券监管者的非理性行为模式进行探索性研究就成为目前迫切研究的课题。论文围绕中国证券监管者的非理性问题创新性地采用聚集和整合的研究思路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性研究。与以往行为金融研究主要依赖描述性研究范式不同,论文引入了规范性研究范式,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而言,论文运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有情境元素的问卷调查法收集了大量的一手研究数据,并且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比较分析、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分层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的数据分析方法归纳和总结了中国证券监管者的监管行为特征;度量了不同群体非理性的差别以及中国证券监管者的决策理性水平;建立了综合反映各类非理性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模型。其中,首次应用多维尺度分析来探讨不同非理性行为的内在规律是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创新。论文的研究发现,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时存在过度式监管、松懈式监管、选择式监管、失时式监管、盲目式监管、非协调式监管、不透明式监管、教条式监管和随意式监管这9种行为特征,而这9种监管行为特征又表征了四类监管行为,即缺位监管、错位监管、越位监管和失位监管。论文认为上述监管行为特征与证券监管有效性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对于中国证券监管者而言也不是理性行为的结果,因为由监管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并未完全满足“最优”或“满意”的决策标准。进一步的研究也发现,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决策判断中难以避免启发式思考、信念、损益和后悔的影响而出现非理性行为,其综合的决策理性水平虽要显著高于散户投资者,但与机构投资者相比并无显著差异。为深入探讨非理性对于中国证券监管者行为影响的特征,论文基于相关分析和分层聚类分析的结果发现,不同非理性行为之间相互联系,并且存在明显的内在规律。为此,论文提出了用于描述和分析不同非理性行为特征的情境潜意识模型,认为非理性行为的产生是客观情境与潜意识因素相交互的结果,并用情境常态性和潜意识内隐性这两个维度构建了四种非理性行为模式。基于研究模型,论文发现中国证券监管者不同非理性行为的内在特征与一般人群存在不同,并且主要表现为信念和积极情绪影响的不同。为验证研究模型的有效性,论文通过多维尺度分析同时考察了12种中国证券监管者非理性行为的整体关联性,发现合取谬误、易得性偏差、锚定效应、过度自信和证实性偏差共同构成了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非理性行为集群;反射效应、损失厌恶、后悔厌恶、处置效应和赌徒谬论共同构成了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非理性行为集群;确定性效应是连接上述两个非理性行为集群的关键。上述规律和特征在证明了论文所提出研究模型有效性的同时,进一步指出非理性因素对于中国证券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影响存在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在面对高常态情境时的决策是快速和自信的,但在面对低常态情境时的决策则是情绪化并且不自信的。基于上述研究发现,论文认为有必要通过完善证券监管结构模式,加强监管者培训,建立对监管者的激励约束机制等措施以提高监管者的理性决策水平。论文及其研究结论,对提高中国证券监管者的理性水平,会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