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时代正值我国出版业的黄金时期,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继承了辽与北宋已有的出版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为推动我国北方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元朝的出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目前学界对于金代图书出版的研究尚存在许多薄弱的地方。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是针对图书出版各个环节的独立研究,缺乏将其整合起来的系统性考察,割裂了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无法全面地认识金代的图书出版。并且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金代图书印刷的研究,有关金代图书编纂、金代刻书地点、金代图书的流通等问题还需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在积极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和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首次从出版的各个流程上对金代图书出版进行了整体的深入研究。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意义与研究范围,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本论文研究的主要思路及研究方法,本文的创新点等。以上问题的阐述,为后面论文的全面展开做好了学术铺垫。本文考察了金代出版发展的历史条件,具体包括金代统治者对图书出版业的重视、金代经济与文教事业对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三个方面内容。特别探讨了前人没有提及的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对图书出版的促进作用。还对金初女真人搜求北宋图书的目的进行了考评,指出其目的是为金代图书出版做准备,并非人们常说的为防止世人耻笑其掠夺太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关于金代出版业的发展概貌,笔者认为应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太祖、太宗时期是图书出版的起步阶段;熙宗、海陵时期是图书出版的长足发展阶段;世宗、章宗时期则是出版的繁荣阶段;卫绍王以后是继续发展时期。关于金朝对图书出版的管理,本文首次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介绍了金代图书出版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主要包括国子监、国史院、秘书监等。除此之外,笔者还考证出金代转运司也参与刻书。指出金代对图书出版的管理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图书出版以中央政府或皇帝的行政命令为旨归;二是对图书刻印与收藏的限制。关于金代图书的编纂情况,本文从经史子集四个方面来介绍,主要是对图书编纂的种类与规模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接下来在分析前人补写《金史?艺文志》的成果与不足的基础上,列出《金史·艺文志》统计表,收录金代图书631种。并在前人辑录的基础之上,增补金人著述29部。关于金代刻书问题,文章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金代刻书地点进行了考补,增补金代刻书地点8处,并考察到县乡一级行政区。然后,笔者从官方刻书,书坊和家宅等私人刻书,寺院和宫观刻书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官方刻书方面重点介绍了刻书的种类和刻书的特点,私人刻书主要包括书坊和家宅刻书两个方面。笔者在客观分析前人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平水成为金代坊刻中心是经济、文化和物产等自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指出金在平水设有出版管理机构的说法,目前来看只能是一种推测,还没有确凿的史料可以证明。对于金代的家刻,笔者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指出家宅刻书目的有的以传承文化为主,有的为了明确版权而刻书。考证出金代家刻的29部书籍。纠正了平水刘敏仲所刻《尚书注疏》为平水坊刻本的说法,通过对刘敏仲的家庭背景和此刻本质量的分析,确定其为家刻本。文章还重点介绍了寺院和宫观刻书的情况。关于金代图书的装帧设计,本文主要从图书的版式、用字、插图和装式等四个方面来介绍。在这章当中,笔者特别指出了金版与宋版有许多相似之处,证明金宋间的图书交流对金代图书的装帧设计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图书的流通与收藏方面,前人并无系统研究。本文首次分析了金代图书的各种流通方式,主要包括市场中的图书买卖、政府的搜求与赐赠、私人间的借阅与传抄、金与周边政权间的图书交流等。笔者还考察出金与蒙古之间也有图书交流。关于金代图书收藏,考察了关金代官方、私人、寺院、道观藏书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探讨了金代图书收藏对图书流通的促进作用,首先,金代以流通为目的图书收藏观念,其进步意义在于动摇了传统的藏书秘不示人的落后藏书观念,对图书流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其次,金代藏书风气的高涨加速了图书流通的步伐。通过前面几章内容的论述,笔者总结出了金代图书出版具有发展环境有利、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在继承中实现了新的突破以及鲜明的民族性等四个方面的特点。金代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与金代社会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对金代文化教育、女真人汉化及元代图书出版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对金代图书编纂、刻印与流通三个环节进行详细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彼此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金代图书编纂的丰富成果为图书出版提供了素材,图书刻板之前的校对、撰写序言等编辑工作为图书流通做出了质量保障与宣传准备。金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图书刻印提供了的技术支持,刻印精良的图书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制约着图书的流通状况。金代图书进入流通领域前的市场营销影响着图书流通的活跃度,流通方式的多样性扩大了流通的速度与范围。反过来良好的流通状态又刺激编纂与印刷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说,金代图书编纂、刻印与流通这三个出版的流程之间做到了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造就了金代图书出版的兴盛。从金代图书出版的视角来看金政权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金朝建立以后,推行了以推崇儒学为中心的汉化政策,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吸收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则向其他并立政权及其治下的人民昭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就是说,金统治者始终坚持认为女真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其建立的政权不应该被视为蛮夷政权。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金统治者对图书出版业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通过官方和民间图书出版机构大量印行以儒学为中心的图书典籍,以女真文翻译汉文经史著作,在女真民族中传播汉文化。利用图书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在统治区内积极传播汉文化,学习汉文化,向世人昭示其对汉文化的认同与接受,昭示其自认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