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7年发表第一部作品以来,作为边缘作家的V.S.奈保尔得到文学批评界毁誉参半的评论。多数评论家因带有对作家本人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忽视了奈保尔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飞散。 本文试图运用飞散理论重新审视奈保尔,并界定其独特的“奈保尔式飞散”。著名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在其专著《文化的定位》中提出了建构“超越”的文化逻辑。巴巴认为,我们应超越身份和视角的单一性,民族的概念应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被重新理解。 因此,在后民族主义的学术话语下,奈保尔的飞散叙事展示了“后”时代一一即全球化运动和各种思潮盛行的时代,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飞散的两个维度的特殊性——飞散者和母国的关系以及其和客国的复杂关系。飞散者与母国的关系表现在奈保尔由于担忧印度的民族安危而指责其原始性和落后性(主要表现在奈保尔的民族志式游记如“印度三步曲”中),并认为只有印度文明的精髓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精髓相结合,才是印度的发展之路。另一方面,飞散者与客国的关系体现在奈保尔客居异乡的“双重外围性”,以及对于英国文明的衰败表现出的“后帝国时代的忧郁”(主要表现在奈保尔的自传体小说如《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和《抵达之谜》中)。但是,奈保尔对狄更斯时代英国的怀恋并不是对其殖民主义的崇拜。 对于印度和英国现状的洞察使奈保尔创造出飞散的第三个维度——“普世文明”,为当今的飞散者提供了第三条出路,使其建构与众不同的飞散主体性。“普世文明”作为“奈保尔式飞散”的文化世界观,强调普遍的人道主义,真实性,中立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