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我国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现象愈演愈烈,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所以寻找经济发展和绿色环保的“双赢”发展模式成为众望所归的目标。特别是进入当前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绿色和创新成为驱动传统工业转型发展的两个最关键因子,二者的融合点绿色创新已经成为打破资源和环境束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现如今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绿色创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但是绿色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且风险较高,所以部分上市公司试图选择金融化来带动自身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完善,金融投资收益率显著高于实体投资收益率,吸引了越来越多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但由于企业资源的有限性,配置金融资产会挤压实体创新投入,那么配置金融资产究竟对企业绿色创新是“挤出效应”还是“蓄水池效应”?值得研究。为了考察企业金融化和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和绿色创新之间内在机理,并根据高阶梯队理论阐释了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机理,据此构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利用我国2010-2018年沪深股市中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检验了高管团队不同背景特征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最后,进一步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二者的门槛效应,并对不同企业进行产权异质性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企业金融化会通过“高管市场短视效应”和“环保资源挤占效应”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且非国有企业的这种抑制作用更强。第二,高管团队不同背景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时,高管团队女性比例提高会强化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高管团队高学历比例增加会显著减弱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高管团队平均任期可以减弱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高管团队金融背景会强化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技术背景会减弱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第三,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之间有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即存在单门槛效应。最后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提出相关建议,为引导企业“脱虚向实”,促进企业可持续的高质量绿色发展,优化企业高管人员组成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