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日常交际中，讽刺无处不在。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自古以来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讽刺的研究最早开始于文艺美学，随后在修辞学，心理学，生理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们开始了对其大量的研究。例如：鲁迅早在1935年就从文艺美学角度对讽刺下了定义；张弓于1963年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讲讽刺视为一中修辞手法。近年来，语义学，语言学，语用学等新的理论基础的兴起，发展和成熟，为我们对讽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提出了更新的角度。很多学者已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此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但总的来说，在之前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侧重于对反讽和讽刺幽默的研究。例如，格莱斯（1975）等人从不同的语言学角度对言语反讽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斯珀伯和威尔逊（1995）在其关联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反讽回应论。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实现讽刺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反讽只是其中一种。汉语中我们常说的“冷嘲热讽”即为不同讽刺手法的体现。与此同时，不同的讽刺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有时曲折婉转，旁敲侧击;有时直刺要害，不留余地。有的一针见血，酣畅淋漓；有的话里有话，耐人寻味。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也就是不同的讽刺手法所实现的不同效果。在国内外研究领域，从认知关联论的角度，对各种讽刺现象进行梳理，分析各种讽刺手法及相应产生的讽刺效果的文章为属少数。本文在对讽刺，言语讽刺，反讽，反语及幽默等有关概念进行比较与分析在的基础上，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语用学角度，运用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探讨《名利场》中言语讽刺的生成，理解及其交际过程。关联理论认为，交际过程实质上是说话人给予明示，听话人在一定的语境环境下进行推理的过程。关联性是其交际的核心，斯珀伯和威尔逊认为，关联性是说话人的话语所产生的语境效果与听话人付出的努力之间表现出来的一种关系。听话人需要付出一定努力，才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对个人来说，关联程度大小取决于语境效果与推理努力。推理时，付出的认知努力越少，得到的语境效果越好，关联性就越强；反之，认知努力越多，语境效果就越差，关联性就越弱。关联理论中，最基本的假设是：人类的任何交际与认知活动，都受于关联。在交际过程中，说话者采取的任何方式，其目的都是希望听话者可以正确理解自己的交际意图。同时，听话者也相信说话者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具有最佳关联性。就此看来，讽刺涉及讽刺手法和讽刺效果两个方面，及明示与推理过程，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讽刺得以合理诠释。《名利场》(1847)是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4)的成名作，在该作品中，讽刺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部小说中，人物情节，以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作者用辛辣的笔调，对典型人物形象进行了塑造，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以处理，对千变万化的矛盾冲突进行梳理，巧妙运用各种讽刺手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副现实生活中的名利场画面，随时调动读者情绪，使读者时而气愤，时而感慨，时而发笑，时而紧张，时而深思，感同身受，从作品中领略了完美的讽刺手法。《名利场》中常见的讽刺手法有反讽，隐喻，夸张，对比及陈述等。这些手法表面上来源于修辞学，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修辞学的研究与语用学的研究关系密切，但是修辞学研究的局限在于将讽刺作为一种语言运用的方式，而没有把讽刺看作一种行为。本文从认知关联理论角度充分解读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