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都的洛阳,在安史之乱后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任职于此的东都分司官员也告别了和长安同僚分庭抗礼的时代,转向了闲散的生活。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方,处于特殊地位的东都分司官员群体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分司文化”。作为中唐代表诗人之一的刘禹锡,和东都洛阳有深厚的渊源。在洛阳期间,刘禹锡创作了大量诗篇。他在分司东都期间的作品,内容、艺术特色和思想性,和他其他阶段的创作有较大不同。本文主要研究分司文化视野下刘禹锡分司东都期间的诗歌创作。本文内容分为三章。第一章为分司文化的历史考察。第一节梳理、论述、考察了东都分司官设置历史沿革；第二节主要讨论了分司官的任职原因等历史问题；第三节讨论了分司文化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中晚唐时期在东都洛阳任分司官群体间形成的,以含有此时此地特色的中隐文化、唱和文化、园林文化、酒宴文化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体系”。第二章为刘禹锡和东都渊源考论,较为充分地讨论了刘禹锡同东都洛阳的渊源关系。第一节主要考察刘禹锡途经、短居、任职东都的经历；第二节以时间为序讨论了刘禹锡在东都的交游。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基础上,本文第三章用较大篇幅,在分司文化的视野下,对刘禹锡分司东都时期的诗歌作品,进行了内容、艺术特色和思想性的研究。第一节主要讨论刘禹锡分司东都时期诗歌作品的内容。文中将刘禹锡两次分司东都的诗歌进行了比较,发现诗人第一次分司东都的作品多有牢骚,重要原因是其没有融入东都的分司文化体系,还留有上进的希望；待到第二次分司东都,多有唱和之作,且诗歌内容多关涉酒宴文化、园林文化,但是细看下仍有游离于分司文化体系之外刘氏特有的落寞和凄凉。第二节主要讨论刘禹锡分司东都时期诗歌作品的艺术特色。受“境生于象外”、“虚静出诗”理论的影响,加上对齐梁体的仿效,刘禹锡此时诗歌作品风格清新明丽,并且创作出一批清丽的词作。这也是强调舒适的分司文化的艺术体现。同时,推崇“片言明百意”的诗歌理论并强调“兴”这种创作手法的刘禹锡,此时的作品仍旧工于影刺,凸显了他在此时分司官员群体创作中的特殊性。第三节主要讨论刘禹锡分司东都时期诗歌作品的思想。刘禹锡诗歌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反映出他对历史身份定位的追寻。这种追寻遇到困难的时候,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所倡导,主要以道家和佛家思想为基础,强调闲适的“中隐”文化,对他影响较深。但是,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加上此时对佛家思想热情的减弱,刘禹锡难以真正融入到分司官员群体闲散的“中隐”状态中。他的诗歌作品折射出了更多的儒家思想色彩,因而增加了对闲散的分司生活孤独、凄凉状态的感受和书写。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可以在促进学界对东都分司文化、分司东都诗人群体和刘禹锡诗歌研究方面做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