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为前言、正文(“西方翻译与翻译研究”)、结语和附录(“中国翻译研究的哲学反思”)共四个部分。前言中，论述了翻译客体与翻译主体的区别和关系，并历史地回顾了翻译研究所走过的从客体到主体的哲学之路。正文合六章，分别讨论西方哲学思想对翻译研究发展变化的影响。绪论概述了语言、哲学与翻译的相互关系，为整个论文论述哲学观照下的翻译研究立下了根基。第一章“可译性——翻译本质的哲学观”，首先对哲学与翻译结合的历史作了简要的回顾，分析了长久以来哲学对翻译漠视的原因；接着从哲学的视角对翻译的可译性问题进行了阐述；最后，探讨了洪堡特的语言观和翻译观以及他对可译与不可译问题所作的辩证论述。第二章“翻译即理解”——翻译的翻译学观解释学的核心是理解，而理解是翻译的基础，“翻译即理解”(steiner，1998：1)。正因为如此，使得解释学成为对翻译研究影响最为持久且最为深远的哲学流派。本章选了三位最著名的解释学大师，理论联系实际详细叙说和分析了他们的解释学思想对翻译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施莱尔马赫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误解，为此，他设计出两种文本重构方案：客观重构和主观重构，并提出了相应的两套解释法则：语法解释和技术(或心理学)解释。他的翻译的两种途径以及对翻译人员的两种分类，对后世的翻译研究影响深远。海德格尔本体论解释学将翻译视为一种思想实践。通过翻译，他可以解构禁锢思想的语言桎梏，让语言脱离思想，回到最初的形式，从而找到了一条克服形而上学思想的方法。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理解始终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他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等理解原则，对现代翻译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章“翻译即换符”——翻译的符号学观“尽管翻译主要的是语言活动，但最恰当地还是把它归为研究符号系统或结构、过程与功能的符号学。”(Bassnett，1991：13)语言作为最主要的符号，对符号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对语言的研究。在符号学看来，符号最重要的是其意义，而符号的意义是依其所在的结构而定的，翻译就是符号间信息的转换。作为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皮尔士认为，符号只有被解释后才有意义。他通过符号对象将符号与现实联系起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视野。雅各布森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继承了皮尔士的符号学观，把解释符号、获取其中意义的方法分为三类，这就是著名的翻译三分法：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他批评语言的不可译论，认为“任何一个符号都能翻译成更加发达、更加准确的另一个符号”。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可以说是当今最耐解读的翻译文本。笔者从语言哲学、文学批评、翻译研究和宗教神学四个维度，解读了本雅明“纯语言”的语言哲学观和翻译观。第四章“翻译即译义”——翻译的分析哲学观分析哲学又称“语言哲学”。它通过语言(尤其是语义)的研究使语言更加精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因为语言不但能表达思想，也能反映现实。当我们考察语言，从而考察我们的思想时，某种有关世界本质的东西便会呈现。分析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意义，而意义又是翻译的核心，“翻译即译义”。本章我们着重论述了三位分析哲学大师的语言思想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游戏”，提出了语言的意义在于运用，并通过“生活形式”将语言意义与社会与文化紧密相连。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通过研究如何以言行事，将语言纳入对言语的考察之中。而言语是人的一种行为，这样，语言研究就变成了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研究。奎因的两个语言实验都是以翻译为主要对象，都是对“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的精辟论述。受分析哲学的影响，翻译研究走出了只在语言系统之内寻找意义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桎梏，从注重翻译客体(文本、语言等)走向关注翻译主体的语言运用。第五章“翻译即重构”——翻译的解构主义观解构主义以解构为起点，以语言为核心，以翻译为途径，以重构为目的。它通过对语言中心主义的解构，凸现了翻译主体(译者)的地位，其对翻译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通过对结构主义(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的解构而使翻译研究由单一的语言学向度的建设转变成多元取向的重构。福柯打破了传统的有关作者的观念，强调是译者创造了原作者，是译作使原作得以存活。他对原作品中心地位的解构，最终使译者彻底摆脱了仆人的从属地位，获得与原作者平等对话的权利。另外，我们还着重介绍了福柯的三种“知识型”以及与之相应的翻译思想体系。德里达借用“延异”的概念，认为符号并没有明确、固定和单一的意义，符号的意义只有在不停的差异变化中才能显现。翻译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它通过彰显语言间的差异，从而使语言的本质在翻译中现身。在“巴别塔”一文中，德里达通过对专有名词的个案分析论证了不可译性问题，阐述了他“解构→重构”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本章中最后讨论的韦努蒂并不是哲学家，但他从解构主义观点对翻译所做的审视和分析，对当代翻译研究的影响不可估量，特别是在他的代表作《译者的隐身》中，韦努蒂站在后殖民主义立场上审视了透明话语和通顺翻译在英美等强势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呼吁要颠覆“归化”的霸权地位，通过翻译的“异化”策略让译者显身。第六章“翻译即征服／操纵、改写”——翻译的多元研究及其哲学情结受解构主义思潮冲击，现代翻译研究开始更多关注文化、历史对翻译的影响，尤其重视翻译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翻译成了主体的天下，翻译即征服，翻译即操纵，翻译即改写。翻译的目的论以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为基础，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凡行为皆有目的，因此，翻译也是由目的来支配的。目的论由此从意图和文化等概念对翻译重新认识，它视翻译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翻译的标准由翻译活动的参与者的意图所决定。翻译的“文化转向”源于尼采的“权力意志”和福柯的“话语权力”。尼采认为一切知识都是权力意志的某种表现。这就意味着翻译也必然体现权力。福柯强调话语权力，认为人实际上是受话语支配的，“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这样作为主体的人被消解了，“作者死了”。译者取而代之，译作成了原作的后世。哈贝马斯批判和继承了哲学解释学，强调对传统的批判和反思，从而与“对偏见全盘认同”的伽达默尔解释学保持距离。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将语言纳入到广泛的社会生活背景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之中考察，又与封闭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和忽视社会性的解构主义语言观划清了界线。哈贝马斯这种兼收并举的思想对当今激进的翻译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调节整合作用。结语部分对西方哲学思潮推动下的翻译研究发展做了概括性地总结，并对本论文的意义做了简单地阐述。附录部分是笔者受西方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启示而对中国哲学与翻译所做的反思。共分五节，分别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与翻译的重要性；“名”与“译”——中国古代哲人的语言观和翻译观；佛家哲学与佛经翻译；“信达雅”与严复的哲学思想；中国当代哲学家与翻译；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