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851年的《白鲸》是十九世纪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的力作之一。小说通过水手依希梅尔的视角,讲述了其在捕鲸船“裴廓德”号上的经历,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裴廓德”号船长亚哈的一言一行,尤其是他带领全体船员对白鲸莫比·迪克的不懈追逐,以至最后船毁人亡的悲剧命运。小说在麦尔维尔在世时并未受到崇高评价,但是在麦尔维尔身后被重新挖掘,并被誉为“捕鲸业的百科全书”,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海洋传奇小说之一。一百五十多年来,评论家运用多种理论工具对《白鲸》的语言风格﹑主题﹑作者本人的经历﹑人物心理﹑圣经原型﹑性别研究﹑角色刻画﹑叙述视角等各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评论著作以及文章层出不穷。小说的主人公亚哈及其体现的疯狂特性更是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评论家将亚哈与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拜伦笔下的曼菲尔德以及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相提并论。他们或将亚哈的疯狂与各种医学疯狂特征相对应,或将其疯狂与天才相联系,或寻找亚哈本人与代表浪漫主义“疯狂”的希刺克厉夫等人物之间的相似性。以上这些批评视角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亚哈的认识,然而笔者却认为,仅仅进行人物平行研究,或者是简单的心理分析,并不足以揭示亚哈“疯狂”的复杂本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经指出,疯癫并不是一种病症或一个事实,而是一种判断,是话语行为。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详细考察了历史各个时期对“疯癫”界定的转变,指出在其后有看不见的权力之手划下界限,将它与理性隔离:“人们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1如果我们深入挖掘亚哈的疯狂,仔细考察他被定名为“疯子”的原因,将会发现亚哈的“疯狂”亦是一个社会理性话语命名与指认的过程。亚哈是“裴廓德”号捕鲸船的船长,是十九世纪以捕鲸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一员。在这个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人们按照资本主义的理性法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1904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理性化。这种理性建立在“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试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2基础上,具体表现为对金钱的获取,对科学的尊崇,以及对清教的服从三个方面。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则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资产阶级理性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所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以及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资产阶级理性“意味着一个社会在维持等级结构的同时更加有效地剥削自然及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重新分配这一剥削所带来的利益。”3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要维持资产阶级的“既定社会机构”,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聚敛金钱,大肆宣扬清教,并保持对科学的尊崇。因此,掌握社会主流话语的资产阶级将追逐金钱利益、科学、清教三者定义为“理性”的基石,并借此名义将一切反对声音定义为“非理性”而加以压制。然而,“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4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理性话语中,却始终萦绕着疯癫的旋律。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对清教的狂热以及对科技进步的孜孜以求不仅没有使人获得自由,反而使人沦为金钱﹑科技和清教的奴隶和工具。对“理性”的强调就意味着对人的独立性以及自然欲望的进一步压制。因此,从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非理性的”,或者说是“疯狂的”。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在最终的意义上,理性化是一种非理性,因为它失去了‘人的自由与幸福’这个最终目标。”5不幸的是,资产阶级理性话语拒绝承认自己的“疯癫”。相反,它不遗余力地打击任何试图挑战它的力量,动用权力话语,将其禁闭在“疯癫”这个黑暗的角落。亚哈的“疯狂”即由此而来。作为捕鲸业的船长,亚哈应当完成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赋予船长的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职责——崇尚科学和技术,保持对上帝的崇敬,最大限度地捕捉鲸鱼以获得剩余价值。因此,亚哈的“异端邪说”﹑对科学的蔑视﹑对金钱的不屑以及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寻求无疑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流话语的违背,其反叛因素威胁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安定和繁荣。为了遏制他的颠覆性力量,维护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资产阶级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话语权,为亚哈的行为打上“疯狂”的烙印。殊不知当人们用资产阶级理性标准指责亚哈是偏执狂,为了追逐白鲸,罔顾普通船员的生命和利益时,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理性话语的指导下,为了追逐金钱利润,有多少捕鲸船遭遇了类似“裴廓德”号式的船毁人亡的悲剧性结局。从某种意义上看,亚哈追逐白鲸的偏执,与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偏执如出一辙。论文借鉴了福柯的话语理论﹑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指出在《白鲸》中,亚哈的“疯癫”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理性话语运作的结果,而在该理性话语中,却始终蕴涵着非理性的因素,是对人类幸福这一更高理性的违背。麦尔维尔借助小说,传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本文由三个章节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总论,分析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理性话语的要件,以及其在理性中蕴藏的疯狂特质。金钱﹑科学和清教被认为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基石。金钱以资本的形式出现,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驱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带来了劳动分工和机械化,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推进了资本主义工业。清教号召社会全体成员将工作视为上帝的旨意,并通过传教美化了贫富分化,宣扬贫穷是上帝和自然命定的结局。由于它们可以增加资产阶级的财富,维护他们的统治,因而,被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定义为“理性”。但是,掩藏在这种理性表面之下的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疯狂特质,例如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个人的异化以及清教的虚伪。第二章则将眼光聚焦到了《白鲸》中麦尔维尔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再现。在《白鲸》中,“裴廓德”号捕鲸船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它是建立在金钱和种族基础上的等级社会,以追求商业利润为己任,压榨剥削自然,造成了人的异化和对自然的无情掠夺。借助捕鲸技术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捕鲸业成为了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分支,它享受着极大的繁荣,为资产阶级带来了滚滚财源。然而,在这繁荣背后是普通工人的悲惨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对大自然的残忍盘剥。第三章则将亚哈的“疯狂”作为考察对象,详细分析了他对资本主义规则的遵从及违背。作为一船之长,亚哈的身上既有与其他资产阶级成员同质的成分——对制度的依赖﹑对既有利益的维护﹑对利益的追逐;又有独特的人生追求—对金钱的蔑视﹑对科学的驾驭之心﹑对上帝的亵渎。也正因为他与众不同的追求和价值标准,他才会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定义为“疯狂”,被人们所批评和排斥。亚哈和“裴廓德号”的最终悲剧是对其他可能的反叛者的警告,具有规训作用,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按照“理性”的轨道顺利地运转。本文的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指出在理性与疯狂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背后起作用的永远是权力和话语之间源源不断﹑永无休止的争斗与拉扯。小说中人物以及批评家们动辄谈及的亚哈之“疯狂”,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理性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麦尔维尔本人也曾经深受资本主义工业的层层盘剥,他对工业文明的非理性成分的批判以及对蔑视工业文明价值规范的亚哈的再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对时代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