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西多种资源呈现出碰撞、融汇的多元发展局面。同时,大量的论文与专著在不断总结、反思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每一步。本文从文学理论内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学批评、中外文论这三个大的方面入手；不采用长时间段的考察,只从一个时间点出发,试图寻求在这一点上研究对象出现的诸多新的变化,进而论证：一九九六年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内部转折点。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方面,本文以“当代性”这一术语作为切入点,在简单追溯其提出背景及含义之后,重点分析它在本文所关注的时间段内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董学文先生在《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意识形态转型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主客体关系新模式、文学价值的内涵等新观点。从董先生的分析中,本文认为他的研究成果是在接续八十年代末期诸多成果并且又有很大的发展。另外,董先生关注的“文学理论研究的研究”这一课题尽管其最终结果是二零零二年出版,也可以上溯到一九九六年。但是由于文学理论本身感性与理性交融的特点,因此纯粹的形式化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在文学批评方面,“人文精神”论争在一九九六年逐渐退潮,学者们开始反思这场争论的意义与价值,他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整合已有的大量资源。这一年底,《马桥词典》引发了一场很大的争论,评论者们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不尽相同。此事件虽然最终由法院做出判决,但是从《马桥词典》引发的更深刻的分歧是不可能如此简单弥合的。这一事件其实展示出学者们独立思考的精神。由此看来,融合与偏离在这个时期逐渐表面化。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一九九五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由曹顺庆先生提出,在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在二零零二年,曹顺庆先生承认此命题是一个“策略”。本文由此受到启发,尝试着从反对者方面入手,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另外,本文还关注了学者们独立于“转换”之外很好的研究成果：詹福瑞先生《中国文学理论范畴》及“文化诗学”。在西方文论研究方面,本文首先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切入,指出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本身就呈现了边缘模糊的特征,对其进行的研究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接着,本文从童庆炳先生《文学理论教程》和卡勒《文学理论》这两本基础性的著作出发,力图找到当时文学理论前沿已经发生的诸多变化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最后,本文得出结论：一九九六年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内部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