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逐步改善,这些都离不开国家政府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环境问题仍旧困扰着政府与民众。环境问题威胁着我国居民的健康,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指出,2020年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城市有135个,占41%。虽然整体城市优良天数比2019年上升了 5.0个百分比,但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仍有待加强。在2020年大气污染总超标天数中,以PM2.5、O3、PM10、NO2和SO2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到了 51.0%。同时,根据全球空气污染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仍有32个城市上榜。在认识到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性的同时,中央政府开始加大对环保力度的考核与监督,将环保考核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同时,也陆续出台了许多环保政策与排污治理政策。然而,在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和人事体制中,地区对于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不仅受到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外商投资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地方主政官员任期、官员个体特征以及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基于我国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体制以及晋升锦标赛模式的发展,地方官员行为与决策又会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经济与政治上的晋升激励,而多数学者研究认为官员的任期与个体特征是影响官员晋升激励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基于官员晋升激励视角的考察,官员任期对我国地方官员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官员任期对环境污染治理存在怎样的传导机制?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本文收集了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委书记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及地区环境污染数据,对此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在数据的整理和描述中发现,2005-2019年期间,市委书记平均任期不足三年,且官员更替较为频繁。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地市级官员任期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具体研究官员任期对地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官员异质性、地区异质性分析以及可能存在的门槛效应与作用机制,从而得出以下几项结论:1.在市委书记任期内,地区环境污染与官员任期呈现U型变化。其中U型转折点出现在官员上任的第2年,且官员上任的第5年及以后U型关系不再显著相关。此外,官员年龄的分样本回归中,年龄较大的官员较年龄小的官员有更大的晋升激励。2.就官员异质性来说,官员本地任职会增加政企合谋的几率从而更容易造成环境污染,而学历在研究生及以上的官员相对来说更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此外,官员相对年龄较小与省委书记变更当年也不利于市委书记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绩效。3.市委书记任期与环境污染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与城市异质性,就空间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U型关系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不存在U型关系;就城市异质性来看,省会城市相对非省会城市其官员任期与环境污染相关度更高,非资源型城市相对资源型城市其官员任期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4.基于可能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发现各地区市场化程度与技术创新水平的不同对官员任期作用于环境污染的机制与路径会产生一定影响。5.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规模与环境治理投资等是官员任期影响环境污染的可能渠道。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官员任期影响效应领域的文献,可为环境目标约束下优化官员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在完善地方官员的环保激励机制与环保约束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官员任期制度与官员退休制度,避免地方官员的任期过短与变更频繁,从而保证环境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并防止官员在最后任期的不作为与懒政行为;（2）考虑文化层面的影响,规范政府与企业关系,防范政企合谋的形成;借助乡土情结这一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官员形成正确的引导与约束;（3）加强各城市多元化建设,改善经济结构单一与就业结构单一现象;（4）深化地区市场化改革,加强地区技术创新能力;（5）避免投资过度与地方支出过度,合理利用地方投资与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