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国际联盟成立,虽在推进世界和平与合作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国联并没有在东亚形成影响力,在一战后发生的中日冲突中,国联大多选择置身事外。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治系统内部不断协调,最终支持日本军部和关东军所提出的军事上侵占、政治上扶植傀儡政权的应对策略,并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配合。反观中国在事变后,国内政局反而形成内争加剧的局面,抗日所需高度团结整合的局面始终没有形成。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最消极的应对策略,即在军事上实行不抵抗主义、在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单纯寄希望国联调处此次冲突。在中国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诉诸国联的情况下,国联开始启动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调处中日冲突,此后日本、中国和国联围绕事变的解决开始了三方交涉。国联以自身作为中日辩论的平台而不是以主动介入的方式进行调处,在不掌握冲突的原因和性质情况下,国联的调处使得日本欺骗性交涉策略一再得逞,更使日本无视行政院的决议继续扩大侵占。最后国联派出调查团并公布此次中日冲突的真相及解决方案,但最终未被日本接受。随后日本退出国联,国联调处此次中日冲突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