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兼具公益与经济双重功能的新型组织形态，强调运用市场机制和商业化运营手段实现社会目的，是社会公益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其具有很强的公益意识和创新能力，是对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模式和传统商业企业营利机制的否定与超越，在跨部门合作中逐步成为衔联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的创新中介介质和有效力量。
　　我国社会企业实践方兴未艾，成熟的政策体系尚未形成。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对社会企业法律实体的界定与规范缺位，社会企业面临身份选择困扰和合法性困境，“使命漂移”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学者担心其成为“政商合流阉割公益的抓手”。北京市和成都市等地方政府在社会企业认证规范和培育支持政策方面开始探索，尚未形成成熟的治理模式或地方经验，国家层面的社会企业支持政策尚未出台，社会企业政策议程建立问题亟待解决。
　　本研究立足于我国经济改革转型、社会创新变革的时代背景，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探讨我国社会企业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以剖析我国国家层面社会企业政策尚未出台的深层次原因，分析社会企业政策纳入国家政策议程的耦合逻辑。
　　在现有社会企业政策研究基础上，本文对非营利组织、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福利企业等概念进行辨析和组织边界的厘定，详细把握社会企业的内涵本质、外延边界和实操层面的要求，给出本研究语境下对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进一步阐释社会企业兴起的理论，详述我国社会企业政策环境背景、政策现状和我国社会企业政策设计的结构性约束因素，发现我国社会企业政策缺失问题。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对研究问题的适切性与修正，分析我国社会企业政策议程建立问题。
　　文章发现在我国社会企业政策议程的问题源流中，首先是社会企业解决社会服务供给不足问题和构建多元治理格局的必要性，详列了社会企业监查指标体系和引起中央政府关注不足的事实;中国社会企业奖入围名单争议与“两光之争”等焦点事件对政策议程有限的推动作用;政府反馈渠道和信息缺失等因素使问题源流动力不足。在政策源流中政府官员、民意代表、专家学者等共同形成的政策共同体积极提出政策备案和软化核心决策者，以及价值可接受性和技术可行性的难点。政治源流中我国执政党理念，和对社会企业发展一定程度渐进主义态度，以及政府和社会企业对公共产品提供和政治权力方面的博弈与合作;社会公益理念薄弱和公共服务应由政府提供的观念依赖等国民情绪因素，以及社会企业家联盟等利益集团政治倡导话语力量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并对管理权限变更和主管部门设置进行探讨。进一步分析多源流耦合阶段政策之窗尚未开启的原因，以及问题之窗与政治之窗打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并从内部冲突博弈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和理性人行为选择结合的综合性视角，解释政策企业家与三源流的互动模式，分析政策企业家对政策备案的充分结合与“软化”活动，以及对政策议程的推动作用。
　　最后，从关注问题源流、丰富政策源流、借力政治源流、把握政策之窗角度提出促进源流耦合，推进我国社会企业政策议程的建议和启示。以期完善多元化治理体系，改善民生问题。从而不断深入的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用好“社会企业”这套拥有国际共识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更好求同尊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