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是夏禹划分的古九州之一。在荆州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道教和佛教文化两千年以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形成了具有荆州特色的区域文化，充分体现了荆州佛﹑道文化“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特点。荆州道教和佛教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了荆州人民精神上的抚慰和文化上的盛宴。　　西周初年，周王封楚公族祖先鬻熊于丹阳。楚公族从此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联系，登上了政治舞台。周庄王八年（公元前689年），楚文王熊訾迁都于郢（今荆州古城北纪南城）。此后的二十代楚王在荆州经营了400余年，郢也成了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楚公族的后裔和土著居民们在江汉平原以及周边地区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荆楚文化，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楚人风俗重巫尚鬼的风俗和春秋战国之际楚人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为后世道教——中国本土宗教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一般认为，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道教产生后很快得到了苦难的下层民众的信仰。道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给予了人民大众乃至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以强烈的影响。古往今来，楚国故都荆州的道教文化十分昌盛。开元观、玄妙观和太晖观，是现存较完好的“荆州三观”。尤其是三观之一的太晖观是朱元璋之子湘王朱柏所建。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香火旺盛，民间化的特点很明显。　　楚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广采博纳的开放精神。接纳了外来的佛教，就反映了荆楚文化的这种开放性。与中原地区相比，佛教在荆州境内的蓬勃发展略为晚些。汉末三国之际，外来的佛教文化汇入到了荆楚文化的滚滚长河中。佛教文化以别样的姿态呈现在荆楚大地上，历经各代，不断深化发展，演绎了一页页华丽的篇章。《江陵县志》上说：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安息国名僧安世高来县讲经，佛教始兴。三国时筑金枝寺，为县内第一座佛寺。”到东晋，荆州佛教的发展大为提速，佛寺林立，僧人活动频繁，佛学发展水平也很高。高僧道安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荆州境内讲学、论经、住持，使得江陵由此成为南方律学中心，影响至南朝。东晋末年，江陵县内已有佛寺11座，尤以长沙寺、竹林寺、辛寺、河东寺、白马寺和承天寺最富盛名。公元418年，高僧法显从建康来到荆州的辛寺译经，后来于此寺中圆寂。他的译经和讲经活动也提升了荆州佛学的地位。北周武帝时灭佛，县内寺院大多被毁，但是自隋唐以来，佛教重又复兴。唐代所建的铁女寺，至今尚存，香火不绝。元朝修建的章华寺，因楚灵王的章华台而得名。每逢初一、十五和春节，前来上香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祈福，有的求财，有的旺事业，可谓热闹非凡。至于荆州城西门外的龙山寺，始建于明代，可谓是最具世俗化特点的佛寺。几十年前，古龙山寺毁于日本人的炮火中。近年来，龙山寺社区的老居民们，感怀龙山寺的荫福，于是自筹资金重建了一座小庙，依旧称之为“龙山寺”。寺内供奉他们自制的佛像，自发管理小庙中的香火佛事。寺内没有固定的僧侣团体，寺务靠香客的捐资和香火钱维持。　　佛、道二教在荆州地区的发展，促进了宗教与荆楚民间信仰的结合，使得宗教在世俗化或民间化的过程中浸润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佛教﹑道教与楚地的民间信仰互相融合与影响，给原本颇具特色的楚文化的大河里注入了新鲜的水流，使得楚文化以新的姿态展现出来。总之，荆州佛教﹑道教的民间化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挖掘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展现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对荆州的文化发展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