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及其“传人”王安忆、朱天文都市写作异同关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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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都市写作领域,张爱玲引领了“张派”的命名,在这一谱系中,海峡两岸的王安忆、朱天文分别被王德威称为张爱玲的典型“传人”。细致探究三人的创作近缘,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写出了上海都市脉搏的作家,而朱天文更自觉承袭“张腔”,写出了当代台北的繁华绮丽。关联背后也有显性区别:张爱玲生在半殖民半封建时期,且兼有贵族积淀和平民日常趣味,受“红楼”浸淫和西方先锋熏染;王安忆成长在社会主义时期,有着苏俄文学阅读积淀;朱天文脱胎于“张腔”背后是深刻的台北后工业文化体验。这些区别又形成如下创作差异:世俗日常人生,在张爱玲笔下是对悲剧人生的救赎,王安忆则定下暖色调,朱天文的都市人基本决绝于日常。在日常悲喜冲突观照层面,张爱玲与王安忆笔下传递了新旧、中西夹缝中人的呻吟和挣扎,个体与族群冲突中人的自失与自足,朱天文笔下则重在表现个人与主流龃龉中人的迷惘与失落。三人都涉及终极“末世感”,张爱玲作为“审视者”投射出勘破虚无与苍凉之后的焦虑,王安忆作为温暖的“人道主义者”,虚无中尚存希望,朱天文则是因抵抗“现代性”而陷入了精神焦虑。三人都共同注视女性生存之艰,张爱玲笔下都市女性陷入“谋生”与“谋爱”的漩涡,王安忆笔下新女性为“谋爱”而“谋生”备尝艰辛,朱天文笔下都市女性则为破除男性神话走向了危险边缘。在女性身体的微观考察上,张爱玲文本中女性身体的“玩物”性质,到王安忆笔下的新时期女性解放了被禁忌的肉身,朱天文则看到后工业时代的女性将肉体挥霍到了极致。三人创作母语个性也存在差异。张爱玲将古典传统与现代精神糅合,吸收“红楼”笔法,自成独特“张腔”;王安忆在“张腔”的基础上脱离古典传统,更加庄重抽象;朱天文受“红楼”笔法影响,似张对古典风格的承继且更加华丽艳异。在形象叙事方面,张爱玲是意象修辞的不断叠加,王安忆是兼有意象化叙事的直观写实叙事,朱天文则是兼有意象化叙事,又有背离“张腔”的碎片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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