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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国初年的“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副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同时也是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阵地之一,理清它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它各流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状况,对于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情况,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理论意义。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晨报副刊》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之间关系的专门研究却付之阙如。有鉴于此,为真实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初状态,本文在充分参考借鉴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1918年至1926年间《晨报副刊》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方面的部分代表性文本的清理研析,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人事谱系、思想理论资源以及在面对现实的对苏关系等重大问题时各种政治势力如何运用这些思想理论资源来展开辩驳。本文首先对《晨报副刊》的人事关系进行了梳理分析,从中窥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本人在《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事谱系中处在关键地位,该副刊上所刊发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书写者几乎都与李大钊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会晤等方式对共产主义研究产生兴趣,因同校同学关系而关注马克思主义,凭借学会的渠道而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本文进一步对《晨报副刊》上所发表的若干典型文本进行了研讨分析,初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理论资源。在欧洲社会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安部矶雄的著作成为书写者的范本;他们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少来源于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读,离不开河上肇等日本学者对《资本论》的简明解读,甚至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领袖的认识也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影响源,考茨基、柯尔、Ensor等欧美理论家、学者的作品,也是他们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1925年10月至1926年初,《晨报副刊》上演了“联俄与仇俄”之争。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将其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视域,进行了独到的历史考辨。通过系统解读参与“联俄与仇俄”之争的各派政治势力的言论,本文发现随着争论的深入,自由主义者、研究系逐渐倾向于国家主义派,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不应与之联合;而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则认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应与苏联联合,应以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