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时代,信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其中个人信息在大多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服务、决策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社会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屡禁不止,手段层出不穷。为了打击愈演愈烈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2009年2月28日颁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中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后于2009年10月16日出台司法解释确立了两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罪名,分别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年多以来,司法机关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判例适用这两个罪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初的立法目的。然而,我们还要看到,面对司法实务中的相关犯罪行为时,该法条仍表现出不少立法缺陷。本文将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立法背景和两年多来法律适用实际出发,重点剖析该罪立法缺陷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刑法更好的发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最后屏障的作用。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法缺陷的表现。这些立法缺陷概括来说是一是公民个人信息界定不明,二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规定的犯罪主体范围不恰当、危害行为范围过小、情节严重标准不明确,三是刑罚量刑幅度体现不出差异性。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法缺陷的形成原因,危害性以及完善的必要性和相关的完善探索。首先,通过国内外的个人信息规定形成笔者自己的定义,论述目前隐私范围小于个人信息以及排除一部分刑法无需规制的个人信息。其次,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主体规定为特殊主体脱离实际,应该规定为一般主体。第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危害行为缺乏了滥用公民个人信息,应该将典型的滥用行为比如新型的“人肉搜索”纳入刑法规制。第四,笔者对该罪情节严重的标准如何把握问题进行论述。最后,法条中量刑幅度不能体现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严要求,应该对特殊主体设置较重的刑罚。第三部分重点提出关于上文论证缺陷后的完善建议。首先要将目前的两个罪名合并为一个罪名,直接规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然后形成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和范围,将该罪规定为一般主体可以构成,扩大危害行为的范围,制定具体的情节严重标准。最后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触犯该罪处以较一般主体重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