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居民仍然受到医疗健康问题的困扰。为积极应对该问题,我国大力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结合当前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将健康信息化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这使得网络健康产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居民通过网络健康信息辅助健康决策。然而,个人的健康信息素养、过量与低质量的信息以及隐私监管的缺失等问题,使得部分居民常常耗费大量成本获取健康信息,逐渐引发规避健康信息的行为。因此,探究用户健康信息规避行为的驱动因素,对促进居民健康状况改善,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首先运用Cite Space工具对近五年内健康信息行为领域内的文献进行梳理,充分挖掘研究热点与研究方法,发现目前大部分文献将“社交媒体”视作一个统一的概念,作为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情境,却缺少以某一具体社交品牌为研究视角的健康信息规避行为研究。因此,鉴于微信平台的用户规模巨大、平台功能广泛,本文将研究视角限定为微信平台。其次,通过对信息规避行为研究内容的归纳,本文发现目前关于信息规避行为的研究更多地认为信息规避行为由客观因素引起,缺乏对个体主观因素与客观外部因素的整合。而健康信息规避行为正是在诸多内部刺激与外部刺激的作用下,经过认知处理与情绪反应后转变为信息行为的。为此,本文以S-O-R理论、情绪认知理论与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微信用户健康信息规避行为驱动因素模型。本文的主要工作是:第一,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微信平台的特点,将健康信息素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人际支持、信息过载、信息质量、隐私关注、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与消极情绪等引入到微信用户健康信息规避行为驱动因素模型中。第二,以Golman、Davis、张帅等研究者编制的量表为基础,结合微信用户健康信息规避行为的研究主题,设计出适合本研究的初始问卷,经过预调研后,调整、修改得到正式问卷。第三,综合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回收到的样本数据进行信度、效度分析与假设检验。结果表明:（1）健康信息素养、经济状况、人际支持、信息过载均能通过感知易用性的中介作用驱动健康信息规避行为;（2）经济状况、人际支持、信息过载、信息质量均能通过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驱动健康信息规避行为;（3）健康状况、人际支持、信息过载、信息质量、隐私关注均能通过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驱动健康信息规避行为;（4）感知易用性在信息质量与健康信息规避行为之间中介作用不显著,感知有用性在隐私关注与健康信息规避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样也不显著。本文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行政部门、微信平台、微信用户三个角度提出可行的建议,以期能有效减轻微信用户健康信息规避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微信平台健康信息产业良性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