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录运动”是我国学术界对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充斥在我国纪录片领域，全新的创作思路和作品的一个称谓。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启蒙、思辨、争论、反叛等多元共构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新纪录运动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中屹然崛起。其中，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和刘效礼的《望长城》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新纪录运动的创作者们以独特的视角、纪实的表现手法、朴素的审美旨趣与真挚的人文情感，表现了他们的艺术追求。与以前的纪录片相较而言，这些电影不再采取宏大叙事的视角，去关注祖国、伟人和典范，而是关注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个体，进而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视觉和心理体验。解构主义是西方后现代哲学中一个的重要思潮，它是对结构主义哲学的反动和瓦解而形成的。作为引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源头之一，它也是后结构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各代表人物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观点来看，他们虽然秉持不尽相同的观点，但是这些人都一直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在场”、“语音”是中心这一观点，并强调差异和边缘。就如部分哲学家一致认为的那样：解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给哲学和文化提供全新视角的方法。不管从任何一种角度分析，我们都会发现：解构主义哲学的观点及方法和我国新纪录运动的形成有着极为微妙地联系。于此，笔者决定以解构主义的视角去观摩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并从解构主义哲学的视角反思新纪录运动。仔细窥探新纪录运动的发生、崛起和发展，宏大叙事的消除（权威话语的消解）、拍摄角度的转变、主题的更变和美学形态的演变等多方面，都足以证明解构主义的确影响了“新纪录运动”。从学术角度出发，用解构主义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一方面可以总结中国新纪录运动的特点和方法；另一方面，通过解析主义这一理论，从文艺思潮角度对新纪录运动进行论述和反思，也有助于探寻社会思潮与影视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故而，本论文的研究不仅具有极高的可行性，而且对我国记录片乃至整个影视艺术的壮大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就本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及研究方法和内容进行了详细地介绍。第二部分为“解构主义和新纪录运动”。本章节通过文献综述法、比较分析法等论述方法，对解构主义和新纪录运动的概念、特点和内涵进行了系统地分析。我们知道，解构主义的由来是其创世人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反对传统哲学而得来的。因此，如若想透彻地分析解构主义对新纪录运动的具体影响，首先就应该弄清“解构主义”的由来。因此，在第三章节“德里达拒斥逻各斯中心主义”中，着重对德里达拒斥传统哲学的缘由和方法进行了详细地剖析。同时，德里达在“解构”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差异、分延和踪迹等术语，这些术语也是文学、设计、影视等艺术应用解构主义的“渠道”，因此，本章节也着重对这些术语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地阐析。论文的第四部分,即：第三章“解构主义对新纪录运动的影响”是本论文的重点。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且详尽地分析，笔者从解构主义的特点和“差异与分延”、“踪迹”等术语着手，主要从消除宏大叙事、个性化创作和影像多元化三个方面，对解构主义对中国纪录片记录方式的具体影响做出了深刻的论述。到了文章的最后部分，即：第四章“解构主义对新纪录运动的利弊分析”，笔者从辩证解读角度出发，对解构主义对新纪录运动的益处和坏处给出了个人见识性地分析。并最终得出解构主义对新纪录运动具体影响的结论，即：“正如解构主义打破结构主义一样，解构主义背景下的新纪录运动，无非就是要我国的纪录片走入新的创新型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