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边经贸体系的推进使得国际贸易壁垒和外商投资约束逐渐减弱,国际贸易也变得越来越自由化,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技术要素等流动性也得到提升,生产也越来越跨越国界。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跨国公司将产品设计、开发、营销、售后服务等高增值环节留在国内,而将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的环节迁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整体产品呈现出“微笑曲线”的形状,从而带动了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全球价值链（以下简称GVC）的分工形式也由此形成,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加工生产体系,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劳动力来源的比较优势,只能获取相应较低的附加值,致使我国制造业生产容易陷于“比较优势陷阱”和“低端锁定”的困局,创新则是突破这一困局的惟一路径,促进我国摆脱对国外中间产品的依赖,以推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升级。伴随国际化的推进,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想正在不断加重,各经济体争相将自贸协定视为国家间区域协作的新平台。实践证明,制定和执行高质量的自贸协议可以有效地增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并有助于降低企业对外贸易投资的不确定性。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签约,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共十五个成员国正式加入了这一协议,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RCEP签约之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作为一种超大型贸易协定,其影响范围比其他区域性贸易协定更加广泛,其经济体在世界GDP、对外贸易额及人口中的比重达到30%,因此,在RCEP有利的协作条件下,如何迅速建立GVC分工的地位,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客观分析RCEP成员国在制造业GVC的分工地位和参与程度,我们可以更好地探索如何提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GVC的分工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首先,本文分析了2008-2018年RCEP国家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以及参与程度的现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GVC分工地位优于新加坡、韩国和大部分东盟国家,但日本、文莱和印尼也表现出了相似的特征,因此中国制造业在成员国中并未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根据OECD制造业技术类别划分方法,我们发现中国不同技术类型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面临着许多挑战。其次,针对技术创新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依次进行理论分析、数理推导和影响路径分析,并建立了相应的实证检验模型。选取2008-2018年13个RCEP成员国的制造业相关数据,被解释变量GVC分工地位用GVC分工地位指数、GVC分工地位前向指数和后向指数三个指标来衡量,技术创新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将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和物质资本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检验技术创新对RCEP国家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会对RCEP国家的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指数以及GVC前向参与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制造业GVC后向参与度有显著负向影响;控制变量中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对RCEP国家的制造业GVC分工地位、GVC前向参与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制造业GVC后向参与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物质资本水平对制造业GVC分工地位、GVC前向参与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经过分样本回归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技术创新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性,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的影响程度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能够显著提高发达国家的GVC前向参与度,从而大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获利能力。最后,本文基于现状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能改善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政策建议:加强技术创新力度,合理分配物质资本及引入外资,提高对外开放有效性,以及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物质资本支持。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促进RCEP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