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楚辞》中最有代表性、最具思想性及艺术性的作品。在这首诗中,屈原传达了他对政治革新的要求和对美政理想的执着追求,并通过哀君主昏庸与怒党人之卑劣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激情,以及他坚持正义、不与奸邪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和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林家骊,2011）。离骚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其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是广泛使用意象,构成了比兴体系—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诗歌手段之一。《离骚》中的意象包括植物、动物、配饰、神等诸多类别,庞大的意象系统构成了其大气磅礴的浪漫主义诗风,而意象中包含的象征表达出他的政治理想和复杂情感,增添了诗歌的文学性。诗学主要研究文学的文学性,探索文学文本的艺术性从何而来,而翻译诗学则研究翻译中的文学性如何被创造,翻译在社会系统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翻译风格产生的宏观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等等。杨宪益为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对中国文学外译做出了重大贡献,大卫·霍克思则为具有非凡成就的英国汉学家,同样也翻译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并对中国文学做出过深刻的学术研究。在翻译诗学的指导下,本研究分析了杨宪益和大卫·霍克思的两版《离骚》中对意象的翻译。本文通过分析两位译者所采用的意象翻译方法,试图找出两译本的诗性风格,并通过对两译者的背景调查和翻译诗学思想研究,来探讨两译本不同风格的成因。研究结果表明,杨常使用释义、概括化和省译的翻译方法,对意象的翻译具有创造性和归化性,而霍克思常使用直译和音译,对意象的翻译则是忠实且偏向异化的。其选择不同翻译方式的原因主要为两位译者的教育背景不同,有着不同的翻译思想及对原文的不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