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其代表作品《四川好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高加索灰澜记》以及《伽利略传》等在成为世界话剧舞台常演不衰的经典保留剧目的同时也成为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研究讨论的对象，而由布氏发展的“叙事剧”(也被称为“非亚里士多德戏剧”)和“陌生化效果”更是对世界范围话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也不例外。　　 作为一种外来文学种类，话剧在中国不过百年历史。然而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之内，中国话剧却经历了西方戏剧几千年才完成的过程。期间中国话剧接受了各种流派的元素，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三位戏剧大师：易卜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影响着中国的话剧舞台。而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对中国话剧舞台影响最为持久深远的，则非布莱希特莫属。接受史同时也是影响史。国人在接受解读布莱希特的同时也在被布莱希特影响。　　 以此观点为依据，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分析1949年后布莱希特在中国的接受，即中国的日耳曼文学学界和戏剧界对布莱希特的翻译介绍以及解读，和布氏的作品以及理论对中国话剧舞台实践的影响。　　 1949年之后中国对布莱希特的接受经历了三次热潮，分别出现于1959年，1962年和1979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此过程中，布莱希特的大量作品，包括戏剧作品和理论文章以及诗歌散文等都被翻译成汉语介绍到中国；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大量评论文章也在这期间得以发表并汇编成册，进一步扩大了布莱希特在中国的影响；在戏剧实践界，布氏的代表作品被搬上中国话剧舞台，有的则被改编成中国传统戏剧上演；布氏的戏剧观点也逐渐被接受并运用于舞台实践，使中国话剧在其发展过程逐渐摆脱传统单一的现实主义僵化模式，呈多元化发展。同时，由于布莱希特对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尤其是京剧的赞誉，也促使了中国的戏剧专家回归传统，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话剧，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日趋复杂的生活状态。　　 由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这三次接受热潮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中国对布莱希特的接受越来越深入，而布氏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　　 长期以来，国内在接受布莱希特的戏剧观点时主要集中在他的“叙事体戏剧”和“陌生化效果”上，而忽视了布莱希特戏剧理念中较为核心的观点，即戏剧的社会功能。布莱希特认为，戏剧应该具有教育作用，应该通过舞台的展现启发观众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并促使他们改造现实社会。无论是“叙事体戏剧”还是“陌生化效果”，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可以认为，“叙事体戏剧”和“陌生化效果”只是布莱希特戏剧观中比较器物的层面，只是实现其社会批判功能的工具与方法。但是我们在接受布莱希特的过程中，却忽视了最为本质的布氏思想，只注重技巧的学习，从而导致了对布莱希特及其戏剧观念的误读，进一步引起20世纪90年代国内对布莱希特观点以及布莱希特式戏剧的诟病。　　 本文试图在布莱希特接受的这一方面有所突破并有所创见。文章共分为五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将对布莱希特进行大致介绍，简要阐释这一选题的意义和选题的创新性；要分析中国的布莱希特接收过程中出现的误读，就必须对布莱希特的观点有所了解，因此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对布莱希特的主要戏剧观点的概括梳理，着重接受布氏的“叙事体戏剧”和“陌生化效果；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作为中国布莱希特接受的背景将首先对中国话剧的接受史进行简要梳理，然后重点分析对比建国后的三次布莱希特接受热潮。其后的第四章中，将着重论述布莱希特对中国话剧舞台的影响，主要论述其对现实主义戏剧和先锋派戏剧的影响；第五章为结束语，对本文进行总结性陈述，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