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是19世纪中国经济中特殊的商品,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宁波的鸦片进口始自康熙年间,雍正七年颁布禁烟诏令后,碍于政策,鸦片多以走私形式输入。彼时吸食人员不多,鸦片进口数量有限。嘉庆年间改进的吸食方法,由闽粤地区向北流传至吴越境内,染上鸦片瘾的人员渐众,鸦片进口量大增。及至道光时流毒甚广,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鸦片以洋药的名义输入中国。宁波鸦片进口数量节节攀升,其进口量在宁波海关洋货进口贸易额、贸易总额以及全国鸦片进口中占据着相当比例,鸦片贸易繁盛至极。《烟台条约》附则的实施和杭州的开埠,使得宁波经济腹地不断缩小,洋药进口数量整体呈现下降状态,最终让位于土药。宁波进口的洋药绝大部分由上海转运而来,也有一部分鸦片从香港渠道而来,少量的土药由四川、云南供应,通过长江水道或者经陆路由九江转运。宁波港进口的洋药除供应本省外,同时向周边的安徽、江西和福建等地区输送。近代各省之间鸦片厘金税率的不统一,造成地区之间鸦片价格的差异,推动鸦片的区际流转。1858-1906年,宁波进口洋药中以麻洼鸦片居多,孟加拉鸦片其次,波斯鸦片进口最少。洋药品种之间存在内部竞争,且不同年份在宁波的销售比例也略有差别。同时与浙江省增长的土药竞争,各品种鸦片在市场供求和价格影响下展开角逐,“以土抵洋”政策获得了惨胜,1906年浙江省生产土药约14000担。从1858年到1906年,中外合力作用,使宁波长期保持较高的鸦片进口量,土药的生产如火如荼,整个社会受鸦片毒害深重,影响宁波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近代宁波社会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