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危险状态出现之后实害结果发生前,行为人主动排除危险状态行为性质如何认定?按照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社会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按照通说很容易得出该种行为应该认定为犯罪既遂。然而,近年来,对犯罪既遂说的质疑越来越强烈,许多刑法学者从危险犯概念、既遂标准、犯罪形态、刑事政策等角度入手,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试图取代犯罪既遂说的通说地位,包括：犯罪中止说、实害犯中止说、准中止犯说、脱离自力控制说等。多年来,刑法学者们各执一词,争论不断,但是至今危险犯中主动排除危险状态的行为究竟应该如何定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本文首先从郭某破坏交通设施案入手,引出主动排除危险状态的行为是既遂还是中止的争议。其次,对中止说对既遂说的批判进行了梳理,然后既遂说对中止说的批评进行了反驳。除了中止说之外,还存在既遂与中止的中间路线,本文对中间路线进行了概述和评析。再次,论证了犯罪既遂说的理论优势,犯罪既遂说符合危险犯的立法初衷、契合我国危险犯理论和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理论,法定危险状态出现是危险犯既遂的标准,此时已经具备犯罪既遂的所有构成要件,认定为犯罪既遂毋庸置疑,其通说地位无可取代。但是犯罪既遂说也有缺陷,其缺陷表现在在危险犯立法之初忽略了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导致主动排除状态的行为量刑偏重,不利于鼓励行为入主动悔过。这也正是犯罪既遂说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学者们提出的各种中止说无非也是想方设法的减轻行为人的处罚,为成立犯罪中止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但是,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体系已经建立,危险犯理论是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对危险犯概念、犯罪形态理论进行重构,受牵连的不仅是危险犯,还有结果犯、行为犯和举动犯,对我国刑法理论来说无疑是一次大灾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要解决主动排除危险状态行为定性问题,在坚持通说的基础上弥补通说的缺陷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主动排除危险状态的行为是犯罪既遂,但是为了弥补犯罪既遂说的缺陷,考虑到危险犯的特殊情况,应当设置特殊的立法条文对主动排除危险的行为予以减轻处罚,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缓刑,以解决量刑过重的问题。犯罪既遂后主动悔罪,刑法规定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国内外均有前例可供借鉴。我国有行贿后追溯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法律规定,德国在对危险犯的立法中,规定了主动排除危险的悔罪情节,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由此可提出立法建议,我国可借鉴德国的立法,在我国危险犯的立法中,专门为危险犯设立一款特殊条文,但是不应当免除处罚,只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减轻处罚,因为危险犯毕竟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犯罪,本着对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危险犯应该与普通犯罪有所区别,其刑罚要比普通犯罪的刑罚要重一些,而且该种行为是犯罪既遂,不是犯罪中止,不能因为最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免除处罚。综上所述,建议在危险犯立法上增加一款主动悔罪条款,即：行为人主动排除危险状态的,应当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