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基石之一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由Sharpe(1964) ，Lintner(1965) 以及Mossin(1966) 提出并使之完善，是第一个关于金融资产定价并且可用于计量检验的均衡模型。由于模型的简捷性和可操作性，被大量应用于投资分析和经验检验。对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检验，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已逐渐增多，由于他们在分析时所应用的数据不尽相同，分析的时期也不一致，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特别地有些文章数据的取样明显不具有随机性，致使得出的结论存在偏差。本文的写作目的是把所学的统计方法用来研究资本市场，实证分析不同于其他分析之处在于本文结合中国股市的交易制度的变化情况，相应分成三个时期，分析三个时期的共性和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沪深股市的联动特征。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假设条件及其含义，并简单介绍了在投资分析中的应用。第二部分回顾了国内外的一些主要研究成果，着重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以及所得出的结论。第三部分实证研究了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先横向分析了衡量市场风险的β在沪深股市的特点，发现从T+0时期到现在有涨跌停板限制的T+1时期，沪深股市市场波动逐渐降低，这也反映政府稳定股市的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对于组合β系数，两市的表现却迥然不同，深圳股市的β系数趋于减小，市场风险逐渐降低；上海股市β值却逐渐增加。对三个时期的β系数进行方差分析，上海股市的β系数在不同交易制度下发生显著变化，表现为显著增加；深圳股市的β系数在三个交易制度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表明深圳股市β系数的减小是不显著的。接着纵向研究了CAPM在不同阶段的表现特征，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解释程度来看，沪深股市在T+0时期，T＋时期，以及有涨跌停板限制的 T＋l时期中，股市在第三时期中，股票收益受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最小，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两市表现出不同的特征，CAPM在上海股市的前两个时期都不表现为有效性，第三时期组合收益与p系数表现为线性关系，非系统风险在投资收益中不起重要作用。在深圳股市只有在 T＋时期表现为符合标准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第四部分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分析了上海股市和深圳股市的联动特征。这部分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这样处理并不改变其表现特征，并且应用了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通过分析发现，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成份指数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他们之间具有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反映为同步波动，同涨同跌，联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分析表明沪深两市的大盘波动都受到滞后一期股价波动的影响，并呈现一种反向关系，也就是说上一时期大盘上涨将会引起本期大盘下跌或上一时期股市下跌将引起本期股市上涨，并且都受到另一股市波动影响；同时误差修正模型表明股市波动受到短期波动的影响大于长期均衡的影响。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统计上证明，在滞后六期的情况下，上海股市和深圳股市互为因果关系，两市相互影响。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