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叙事与时间》（Time and Narrative，Temps et récit）中围绕“叙事”(narrative)所提出的洞见为依据，试图对理雅各(James Legge)《春秋左传》（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英译本中以齐桓公小白(S(e)aou-pih，the DukeHwan of Tse)与晋文公重耳(Chung-urh，the Duke of Tsin)为代表的、“人”的形象的“重塑”进行“叙事化”探索。在利科的理论框架中，叙事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人类经验交流方式，是回归“具象化”(configurative)“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world)的通衢，也是实现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相互）理解的必由之路。而对西方翻译理论历史的审视可以清楚地展示，翻译研究领域一向以“抽象化”为务，理论家鲜少关注翻译“具象化”的研究路径，以“叙事”为视角对“具象化”的讨论则更不多见。翻译，作为传递人类文明、实现民族间对话的实践性活动，产生于“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服务于身处“生活世界”之中的“你”“我”。因此，从叙事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具象化”的探讨，其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显而易见。　　本文以7章篇幅展开论述:　　第一章“绪论”，首先对理雅各的生平及其主要译作进行介绍，突出其翻译思想与翻译策略中的“叙事性”倾向，并对选择利科的叙事思想为理论视角的原因以及探讨理雅各《春秋左传》译本的动机加以说明。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叙事”的基本设想，突出翻译作为一种“叙事”的“具象化”特质和“人”学旨归，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和基本思路。在回顾海内外相关文献，对前人的研究做出分析并尝试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之后，本章提出本文研究的焦点及其可能的创新之处。此外，本章也对论文的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结构安排做出说明。　　第二章“翻译的‘三重抽象’与‘三重塑形’”（上篇）“西方译论的‘两条路径’与‘三重抽象’:转向‘生活世界’的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在沿语言学与存在主义、诠释学两条主线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追溯中，揭示以奈达(Eugene A.Nida)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为代表的“翻译语言学派”与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思想为主要理据的“存在主义、诠释学派”通过“科学化”、“工具化”和“本质化”手段，对语言、意义以及翻译本身所做的“抽象化”设定。将此三层“抽象化”阶段定义为“三重抽象”，本章最后探讨在“三重抽象”之下翻译与“生活社会”的脱节和翻译研究转向“生活世界”必要性。　　第三章“翻译的‘三重抽象’与‘三重塑形’”（下篇）“‘叙事’之中的翻译研究:保罗·利科叙事思想指导下的翻译的‘三重塑形’”，从对西方“叙事学”(Narratology)发展脉络的梳理入手，展现以“三重摹仿”(Three-fold Mimesis)为核心内容的利科叙事理论所具备的“具象化”理论品格和重返“生活世界”的理论指向。在此基础上，析出与叙事的“三重摹仿”相对应的、以“预塑形”(prefiguration)、“塑形”(configuration)以及“再塑形”(refiguration)为逐次递进层级的、翻译的“三重塑形”方法论框架。　　第四章“‘预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所处时空的‘叙事性’构建”，选取春秋时代齐、晋两国为研究对象，分析理雅各在“时间性”(temporalité)、“结构性”(structure)以及“象征性”(symbolisme)三个层面，对即将展开的《春秋左传》英译工作所做的“预塑形”准备，凸显理雅各对齐、晋两国所处的时间、空间以及文化背景的构建。　　第五章“‘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人生经历的‘故事性’再现”，着重展示理雅各是如何通过挑选、整合以及排列《左传》中对齐桓公小白与晋文公重耳参与事件的零星记录，译叙出情节完整、结构完备，且上下关联的“故事”的。围绕这一论题，本章分析“情节化”（emplotment，la mise-en-intrigue）塑形活动，在理雅各译本《庄公八年》、《庄公九年》、《闵公元年》、《僖公四年》、《僖公十七年》、《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五年》以及《僖公三十二年》8个章节中的具体体现，展现理雅各为达到译文“故事性”所作出的努力。　　第六章“‘再塑形’:理雅各对齐桓、晋文形象的‘具象化’重塑”，通过与现有文献中所记录的二人形象做横向比对，探讨理雅各借助“情节化”塑形对齐桓公小白与晋文公重耳形象的重塑，说明借助其对《左传》“叙事化”的翻译策略，理雅各最终实现了跨越文化的理解。　　第七章“从‘译’到‘叙’:翻译的‘绪’、‘序’、‘豫’”，总结本文的发现以及作者的主要观点，进而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将“三重塑形”概括为以“绪”、“序”以及“豫”为主要特征的、翻译的三重阶段，并点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论题或能引出的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