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在北宋古文运动臻于高潮暨排佛最高涨的时候,以殉道者的勇气和义士的姿态,以当时最有利而强悍的武器——古文护教,于佛教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于三教合流趋势则以相击相排的方式,促进了士大夫们对佛教教义的了解,从而加速了儒释融合进程。所以,可以说,因为契嵩思想上精通内外典臻于融合汇通,文学表达上尤能相得益彰,故以“文以鸣道”方式完成了“文以明道”(儒释一道)的使命。契嵩作古文,旨在辩儒释一道以卫佛,故其文道观接近于当时柳开、孙复、石介一系观点,主张“文以传道”、“以文辅道”,其所传之道主要是文武相济、德主刑次的“文武王之道”,同时也是儒释融汇之道。其“文武王之道”的道统谱系上,契嵩特别重视文中子王通,对韩愈则是大加贬抑。将王通直继孔子为亚圣,将韩愈贬为文词人,这与其释子立场相关。契嵩之古文以护佛卫教而作,故以论说为主。其论说文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儒释一道思想,认为佛教五戒十善与儒家五常仁义相通,佛家三世因果报应之说与儒家《洪范》五福六极之说相通,僧徒斋戒修心是大孝,因而佛教和儒家思想一道有助于天下教化；二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阐发,主要是《中庸》《尚书·洪范》等思想加以融通；三是非韩,即批驳韩愈,从韩愈之道到韩愈之文,契嵩进行了鞭辟入里甚至吹毛求疵的批驳,将韩愈从道尊文宗的地位降为文词之人。契嵩非韩的彻底性和有效性,导致韩愈在宋代评价和地位的大转折。契嵩在宋代排佛随古文运动发展而高涨的时候,以古文卫佛,采取融汇儒释,援儒卫佛的策略,且最后确实力挽狂澜,取得了卫佛的胜利,故其古文成就确有独到之处,有“词章当为佛徒中第一”的美誉。具体而言,契嵩古文艺术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儒家六经的笔法,行文简练而达意深奥；二是具有韩愈古文浩博丰赡的文风(主要通过繁用排比以蓄势、好用答问以层层推理的方法)：三是具有韩愈古文曲折多变、跌宕生风的特色；四是契嵩古文具有宋代古文平易自然、明白畅达的共同审美风格。契嵩以融汇儒释为学理支撑,对儒家操戈入室,故其论理必有所得,融汇而高深,并有独得之妙,方能服人；以古文辩论为手段,与宋初群儒、辞臣较明道之技,则其文虽是载道之具,然其技必精必妙,不弱于古文名家,甚至有出于其上者,方能与之言辩斗；因其文旨在载道,故酷似六经；因其文必得明道,故必然明白畅达,使人“易道易晓”；因其人好慷慨大节,喜做瞠怒,故文如其人,好雄伟阔大之美；又因非韩需要,深研韩愈文章,其性格也又似韩愈之倔强,故不自觉学韩文；生活于宋代古文运动兴盛之时,于当时文风必有所学所染,故有宋文平易自然、明白畅达之特色。合以上诸多方面,成契嵩古文“简而奥、博而赡、折而宕、平而畅”之风格,成就“词章当为佛徒中第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