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Thomas Sterns Eliot ,1888——1965),作为现代英美诗歌的先驱、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影响巨大的现代派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在诸多方面取得的卓越建树,都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与欣赏。艾略特极具现代性的诗歌创作令人耳目一新,而他的诗学理论也是别具一格,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本概念和创作规范,在其背后更多地蕴涵着艾略特深刻的社会意识和时代意识:从“非个性化”到“秩序意识”,艾略特将其诗学批评引入到社会文化批评领域,并试图通过其“非个性化”背后的“秩序意识”为他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立法”。本文的论述围绕艾略特诗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非个性化”而展开,但论文并未仅仅着眼于对这一概念的纯粹文本意义进行分析,也不是仅局限于分析这一概念在艾略特具体诗歌作品中的应用,而是进一步分析了“非个性化”与艾略特“秩序意识”之间内在的文本上的关联以及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关联。一般认为,“非个性化” 理论只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诗歌应该服从于传统;二是诗人创作应尽量回避“个性”。这种概括无疑只是一种针对文学创作方法的纯粹的文本意义——当然,其中也明显地蕴涵着艾略特的“秩序意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非个性化”理论与“秩序意识”的紧密关联使得它的意义不应仅限于此,它还应该具有针对社会文化的意义,通过艾略特“秩序意识”这一平台,使得“非个性化”与他的社会文化批评发生了对应关系。因为对于艾略特而言,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或许都不是其最终目的——或者最重要的目的,而其最终目的应该是一种社会目的,即如何实现现代性语境下社会秩序的重构——这种努力,在艾略特那里始于其文本创作向“传统”的归附,止于以皈依基督教信仰为核心地对永恒价值的追求。论文首先分析了艾略特提出“非个性化”以及寻求“秩序意识”的“契机”。从现实时代环境而言,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世界,不管从西方人的生存环境,还是从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来看,它所充斥的混乱、分裂和堕落,无疑给人们尤其是诗人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在个人无法把握自我的时候,最好的解决之途也<WP=6>许就是转向外在,寻找一种依赖。此外,艾略特的家庭宗教背景及其所受大学教育也对他的“非个性化”产生重大影响。除此之外,论文重点分析了浪漫主义对艾略特诗学“非个性化”的影响。一方面浪漫主义创作特征中固有的“自由”与“个人化”在二十世纪初推向情感滥觞的极致而为时代需要和艾略特主张所摒弃;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者所具有的个体宗教感受与对“上帝”的审美化认识使得宗教不再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这必然与世纪初因缺乏宗教信仰而急需重建信仰的西方世界,与艾略特希望通过重构基督教信仰以拯救西方世界形成冲突,而这无疑也是一种“个性化”与“非个性化”之间的对立。其次,论文通过分析“非个性化”与“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的关联来论述艾略特“非个性化”的现实意义在于其现代语境下“重构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 一方面,艾略特眼中的传统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文本概念。不管是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还是文本批评中,他的“非个性化”都强调了将“个人”纳入到“传统”之中,艾略特在这里重点强调的是“非个性化”与“秩序意识”的文本意义,是这种“非个性化”的实践与“文学秩序”的重构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艾略特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文学批评家,还是一个社会文化批评者,因而这使得“非个性化”可以在“秩序意识”的平台上突破其文本意义,而上升到社会现实意义中来。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个人放弃混乱而堕落的自我,重新皈依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之中,通过不断地自我忏悔而接近救赎的曙光,艾略特的“社会秩序意识”便可以因此而重新确立。因而,艾略特不仅仅在诗歌创作中一再表达着这种选择,在社会文化批评中强调着这种恢复与皈依的重要意义,而且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分析了基督教社会理念对二十世纪初西方世界的价值。无疑,艾略特的“秩序意识”在这里转化成了对一种“永恒价值”的企盼和追求。如果说“非个性化”是艾略特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中的一个关键词,那“秩序意识”则是艾略特整个生命中的一个关键词,而这两个关键词在艾略特身上是密不可分的,从“非个性化”到“秩序意识”,我们既可以完整地理解作为诗人的艾略特,又可以完整地理解作为社会批评者的艾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