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也译作“平权措施”,指的是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以增加历史上由于种族或性别因素而受到排斥的少数群体在就业和入学中的比例。关于肯定性行动的发展、辩护和论证是同时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一条道路是法律的和行政的,这条道路主要是法院、立法机关、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实施包含肯定性行动的法规。另一条道路则是公共辩论,优惠措施的实践导致了大量文献的产生,这些文献既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因此,本文的主要内容也相应地包括这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与肯定性行动相关的司法判决、民权立法和行政命令做一个历史的叙述。第二部分是论述在不同时期的公共辩论中赞成与反对的双方所运用的道德理据，并且详细分析这些道德理据的优点和内在缺陷。具体来看,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叙述了肯定性行动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实施情况,主要包括吉姆·克劳法的实施与废除、民权法案的制定过程和民权法案之后肯定性行动的实施情况。其余的三章主要关注肯定性行动公共辩论的三个阶段中所运用的不同道德理据。第二章展现了公共辩论第一个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个阶段中辩论的焦点在于补偿正义与应得观念之间的冲突。第三章转向了公共辩论的第二个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这个阶段更关注机会平等的观念,以及由贝基案引发的关于宪法平等的争论。第四章介绍了公共辩论的第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这个阶段主要聚焦于多样性和种族融合这两种工具性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