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也越来越以一个开放经济体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恢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国，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国于1996年正式开放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资本项目管制正在逐步放松，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正在逐步加快；在国际贸易中，中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和美国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贸易顺差……，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正在加大。然而开放经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需要我们直面面对，其中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越来越成为波及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探讨这二者之间的协调问题，以期为开放经济下我国的长期政策选择提供依据。 本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为全文的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图、主要的文献综述和论文的结构安排。本文选题的目的在于探讨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实践中相互的冲突，以及如何对冲突加以协调和解决的问题。文献综述部分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相关理论研究，国外部分包括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 Barry的中间制度消失论、威廉姆森和米勒的汇率目标区方案；国内部分包括易纲、汤弦和谢平、张晓朴等人的结论，即根据“不可能三角”及其扩展理论，如果继续实行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则会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削弱甚至丧失。论文的结构安排部分概要性地介绍了全文的结构。 ．第二章介绍了从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的历次冲突，从时间上将这一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1994～1996年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这一时期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抑制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即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7～2000年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这一时期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抑制人民币贬值的汇率政策之间的冲突，即年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和物价持续下降之间的冲突；2001～2004年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这一时期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中美利差与人民币汇率的有关矛盾，即1998年以来，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2004年至今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这一时期的冲突主要体现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对人民币升值造成压力，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巨幅顺差导致外汇占款增加、资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这一章主要通过阐述和分析我国历次的两种政策冲突的事实来说明我国经济中确实存着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第三章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原因分析。本章运用了米德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克鲁格曼“三元悖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冲突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本文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2005年汇改前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使用单一的货币政策。 首先固定汇率制度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必然存在内在的冲突，这部分的论证是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来展开的。理论上通过分析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知道大量外汇进入我国目前必然要由中央银行被动吸纳，央行被动吸纳外汇的直接后果就是增发基础货币，而基础货币是一国货币供应的源头，会直接导致流通中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从而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实证的角度通过建立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应用Eviews软件对我国17年来货币供应量与外汇占款及其他变量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占款之间确实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另外本部分还分析了外汇占款的其他影响：大量外汇占款影响货币供给结构，造成人民币资金分配在内向型部门和外向型部门之间、在外向型程度不同的地区、行业、部门和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外汇占款改变了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汇占款通过银行结售汇体系将基础货币迅速转化为企业存款，这就导致了货币供应量扩张速度的加快和调控时滞的缩短；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由于外汇占款增多引起国内信贷收缩，会使相当一部分企业绕过国内信贷规模限制而利用银行间外汇市场来换取人民币资金，并且在现行的结售汇体制下，银行对企业的结汇是敞开的，企业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的运用不受信贷规模、贷款投向的约束，外汇市场必然成为企业获得资金的一个可行渠道，这种“外资本币化”现象，必然加大了央行宏观调控的难度：高额外汇储备集聚了大量外汇风险，在现行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持有大量美元币种的外汇，外汇风险过高。其次使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论证固定汇率制度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力。此处首先阐述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的构建，其次通过分析在资本不完全流动情形下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分别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及效应得出结论：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不完全流动条件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不加以财政政策配合的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我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从根本上来讲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力。 第三我国使用单一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双重目标，这也是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冲突的原因之一。我国现阶段的这种固定汇率制下的货币总量目标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使中国陷入了所谓的“米德冲突”。固定汇率制度与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中央银行在调控内外经济时同时设定了两种名义锚——汇率与货币供应量，导致中央银行不得不使用货币政策同时完成稳定汇率值与保持国内物价稳定两个目标。根据丁伯根原则，若干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若干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因此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完成稳定汇率和稳定物价两种目标，这势必导致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这里涉及到的理论工具是米德冲突、丁伯根原则。 最后根据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及其扩展理论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各国充其量只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中的两个，即一国不能既采取固定汇率制，又开放资本市场，同时还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也是经济学界永恒探讨的话题。这里使用的工具是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易纲、汤弦提出的扩展的“不可能三角”假说。扩展的“不可能三角’’为“中间汇率制度”提供了形式化的工具，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对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现行的政策组合及其未来趋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章是协调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对策建议。文中对于如何应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协调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如加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实现利率与汇率之间灵活的传导机制；短期内增强汇率弹性，长期实现汇率浮动制度；适当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强对巨额外汇储备的运用；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完善；积极发展我国货币市场。总之从长期来看，我国政策协调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资本的自由流动及人民币汇率的完全浮动。 本文是在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和货币政策实践近一年的关注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完成的。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结合国际金融学的多个理论模型，全面分析了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产生冲突的机理。二、本文使用了实证分析法，通过建立回归模型、使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进一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三、结合我国所经历的2004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以及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提出了进一步协调两种政策冲突的措施。当然由于作者知识结构、理论水平有限，论文中有些地方研究还不够深入，也难免会出现偏颇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