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对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提炼出据以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意识形态——结构——机制”的制度分析框架。并通过该框架分析2001-2010年劳动力市场制度变迁的过程，对全球化问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做了基于该研究框架的思考探索。　　本文在描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围绕当前关于劳动力市场争论的热点问题，如关于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并存而导致的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对资本全球化逐底竞争，富士康劳权问题以及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通过劳动合同法学术争鸣后面的意识形态透视中国劳动关系及三方机制的形成;对要素比较优势或人力资本竞争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偏颇;对《工资条例》和工资增长机制等，在本文论述的框架中均有讨论。　　本文在分别对劳动力市场意识形态、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考察后，梳理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变迁的主线索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在一个私有产权确立的过程之中，而且这种制度变革，不是从王权、贵族和宗教产权的私有化，而是在“一大二公”的体制内，从上到下推动，从下到上积累的过程。从私产出现到私有产权确立，再到产权改革带来的经济人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原先“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劳动世界的图式，急剧分化:　　在经济形态方面，分化为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到混合经济体制。这个过程中，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制度竞争以及相互渗透，形成了国有资本、国际资本、民营资本的力量在市场的博弈，由此，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上一对重要的关系:雇主雇员的劳动关系在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层面的争鸣与磨合。　　“抓大放小”过程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公产如何变成私有产权，兵不血刃的改革，使得人们在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的关注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激烈，因此，十七大在分配理念上提出“初次分配也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劳动力市场，这种公平就体现在叠加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上。　　私有产权的确立，没有动摇国家的社会主义公有性质的基础，国有、公有、私有产权的融合和混合体制，未来将长时期主导在中国大地上，因此，基于西方市场经济基础的个体主义，如何与中国文化积淀的集体主义进行结合或者再造，成为现在和未来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集体主义下的“兼爱”，个人主义下的“契约”，都是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思想源泉，应该慎重选择具有破坏意识形态的“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劳资学说。　　私有产权确立过程中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最终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机制共同作用。本文在勾勒出劳动力市场运作的机制系统后，重点分析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核心机制:供给机制、需求机制、劳动力价格机制。正是政府的供给管理政策，所以才出现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局面，劳动力市场结构矛盾比总量矛盾更为突出。在需求管理政策作用，所以中国创造性地解决了年新增1000万左右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在价格管理政策，通过引导和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市场化的工资增长和市场传导机制。本文在劳动力市场机制运行的分析过程中，关注市场机制的微观基础，并使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使用图示方式，清晰地再现劳动力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关联影响。　　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变迁，总体上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学习和制度扩散。本文在处理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时候，把全球化作为历史背景呈现，在此基础上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意识形态、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然后用“意识形态——结构——机制”框架，以全球化问题作为案例，分析全球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本文最后从所研究的阶段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出发，讨论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待劳动的态度问题。此外作者还对民族勤劳传统的堕落表达出自己的忧思，指出在全球化竞争中要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和人力资本两个优势，参与全球竞争，而其中的关键是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