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翻译学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肯定。生态翻译学借鉴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重要思想,并融合了东方哲学理念和东方生态智慧,将生态学与翻译学联系起来,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及方法等给出新的描述和解释。本文以葛浩文先生的《生死场》译文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从生态翻译学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方面实现多维度地“适应”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和“选择”译文,从而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优质译文。在仔细研读、对比分析《生死场》的原文本和英译本之后,笔者发现葛浩文先生在翻译过程中主要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五个要素—原文本,源语言与目标语语言,原文本的社会文化语境,读者的期待与可接受性以及译者的兴趣与能力。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像赞助人、出版商和编辑等,对这次翻译实践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译者也做到了“三维”转换,通过笔者的归纳,具体表现为在语言维度实现了修辞、选词、造句三个方面的选择性转换;在文化维度实现了在方言、文化负载词、民谣、民俗四个方面的选择性转换;在交际维度实现了合理的选择性转换,译文既传达了原作的反思人性的主题思想,又融入了作者自己对于原作的的见解。笔者之所以从生态翻译学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去解读葛浩文英译《生死场》,一方面是因为《生死场》是首部奠定萧红在现代文学史地位的作品,它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主题思想,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尽管目前关于这本小说的研究颇为丰富,但是关于它的英译研究非常少,仅有一篇论文是从女性主义叙事的角度去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因此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生态翻译学)去解读它的英译,丰富了其英译本研究。而且,著名的翻译家葛浩文先生于2002年重译了这部作品,说明了译者心目中此部作品的重要性与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今天,研究这样有意义的作品,研究杰出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多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去选择译文,这对于从事翻译实践工作的人来说,尤其是刚起步的后生,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生态翻译学”是一种新兴的翻译研究途径,所以相对于其他比较成熟的译论研究途径,现有的研究尚有欠缺。胡庚生教授本人在其专著与论文中也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队伍,丰富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内容,促进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