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是清初文坛颇负盛名的文人之一,有人把他与王士禛、施闰章等诗坛大家并称为八大家、十才子。其诗歌成就与王士禛合称“汪王”。二人在清初都倡导过宋诗,力改明诗“空疏”“浅薄”之弊,而汪琬本身的诗文创作却唐音宋调兼而有之。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记载“钝翁官部曹,后与王西樵昆弟诸人称诗都下,风格原近唐人,中年后以剑南、石湖为宗……”身为清初诗文大家,汪琬力革明代之“弊”,为重立诗文的正统地位而倾其心力。于古文方面,他的文章和魏禧、侯方域并称“三大家”,并被称为“儒者之文”。邵长蘅在《国朝三家文抄序》中评论到“侯氏以气胜,魏氏以力胜,汪氏以法胜。”《四库全书总目》称:“清初古文以琬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其气体浩瀚,疏通畅达,颇近南宋诸家,蹊径亦略不同。庐陵、南丰故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他力主唐宋,开“桐城派”之先声;诗则由唐入宋,独持风裁,竟成乾隆“性灵”诗风的先导人物。另外,汪琬还涉猎经、史等学术方面,并均有见地。虽然他在这几方面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也不能称为大家,但其此方面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这些看似零散的工作,昭示着一种新学风——考据学的兴起。清代考据学吴派的开创者惠周惕便是汪琬的高足。纵观他一生的文学成就和思想,都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既是清初社会历史发展影响的结果,同时又具有继往开来之功。可见,深入研究汪琬的学术思想渊源,既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初文风的转变,又能深刻地认识到汪琬等一批清初文人在文学史上的“过渡”作用。而要想深入探究汪琬的思想渊源,我们绝不能忽视与他交往密切的那些友人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当时大多人说汪琬性格狷介,不能容人。如王士祯在《居易录》中说到:“同年汪琬以狂狷多忤,交友罕善终者。”1而且,汪琬曾与阎若璩辩论丧服服制问题,不欢而散;又与同乡叶燮不合,互相抨击。两人门墙甚盛,弟子众多,各自标榜,互相攻击,几若大敌。至于汪琬因归有光文集而与归庄往复辩难,更是众所周知。但这并非说明汪琬好攻讦,无好友,而且恰恰相反,汪琬一生交游极广。既有文坛巨匠,又有朝中重臣,还有乡野文士,乃至一些释者。这些人对其仕途、思想、文学成就均深具影响,但却历来被学者所忽视。本论文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空白,然而由于经历及能力有限,并受困于资料的匮乏,故本文仅从与其过从甚密之人(如王士禛、计东、刘体仁、梁曰缉、李良年和惠周惕等)入手,简单介绍。本文结构如下:引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从家世、生活、仕途等方面简单介绍汪琬的生平。并简述汪琬与计东、王士禛、刘体仁、李良年、梁曰缉、惠周惕等六人交往密切的原因。正文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汪琬与计东的交往:二人同处江南,相同的生活背景,相似的文化熏陶,铸就了两人相似的性格——狂狷。两人又共受江南奏销案诖累,一生仕途坎坷,生活贫苦。计东曾从汪琬受欧、曾古文义法。二人虽师亦友。第二章介绍汪琬与王士禛的交往:两人虽性格迥异,却相互欣赏和倾慕,而且两人在诗学的探索上观点相似——倡导宋诗,反对七子、公安、竟陵派。尽管后来汪琬的诗文陷入模仿的窠臼而越来越缺乏新意,而王士禛却认识到了“学宋”的弊端,最终自成一格,提出“神韵说”,两人的诗文成就终不可同日而语。第三章介绍汪琬与刘体仁的交往:二人都成长于明末,受到相同的时代背景的熏陶。他们除了诗歌主张方面相互切磋外,最大的纠结就是思想上仕与隐的矛盾。第四章介绍汪琬与李良年的交往:汪琬长李良年十一岁,但两人交情匪浅。生活中,两人均未实现读书治世之理想,故都退而隐居,专事学术。另外,李良年邃于史学,古文长于议论,这深受汪琬的推许。两人的诗文风格极其相似。他们都推崇唐宋,讲求追根溯源,效法古人。第五章介绍汪琬于梁曰缉的交往:两人虽性格各异,但都以“狷者”自居,孤介沉静、居贫自守。两人仕途不顺,中年归隐,又多了份同命相怜之感。两人相互欣赏和包容,经常书信往来,互诉生活,讨论学术,互相关心,表现了深厚友情。第六章介绍了汪琬与惠周惕的交往:惠周惕乃汪琬的入室弟子,有十数年门墙洒扫之旧。汪琬先模仿、后超越的治学理念深深的影响了惠周惕的一生。特别是对他在经学研究方面的影响甚大。总的来说,本文是以汪琬的交游作为叙述轴线,将其学术思想贯穿其中,并对其生平及诗歌主张作了详细考述,力图通过汪琬得以一窥清代初期文学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