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确立以来,一直在轻罪案件中保持着较高的适用率,主要表现在轻罪案件中,并以危险驾驶罪等为代表。然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程序分流原理,同时,它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因此不应仅在轻罪案件中发挥功效,也应重视其在重罪案件中所显现出的价值。实践中,专门机关在适用该制度办理重罪案件时,存在程序简化难、实体从宽不易把握、专门机关缺乏适用积极性、证据开示制度缺位所带来的影响较大等现实问题,学界对此研究较少。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关乎到重罪案件的办理,以及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向纵深发展。本文以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重罪案件为范围,对此类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可行性建议。文章内容将围绕以下四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概括描述了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问题。包括对本文的重罪案件范围进行了界定、以及对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特点以及意义进行了讨论。可以看出,在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对我国的重罪案件治理有益,同时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当下,学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可以适用在此类案件的办理中尚存争议,公众对所犯重罪的被追诉人也有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刑思想,因此首先有必要对其适用基础进行厘清。其次,重罪案件的特点导致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并不以效率为导向,有别于轻罪案件,文章对此进行了阐述。并综合当前学界对重罪案件范围的划定,对本文所研究的重罪范围进行了厘定,基本思路是举重以明轻,以相对更为严重的一类案件为分析对象。第二部分,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文章对此进行了剖析。程序简化难决定了重罪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并不以提高诉讼效率为主旨,而是以追求公平公正为首要目标。在设计程序简化时,重心需放在普通程序简化审上。同时,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是以羁押型诉讼为主,这也是其程序简化难的原因之一。最后,在办理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时,办案人员的责任更重。第三部分,文章在实证的数据中,提取出了无期徒刑、死刑案件的相关信息,并对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判处的无期徒刑、死刑案件进行了分析。当下,全国范围内的司法机关在办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类型的案件时,并不回避制度的适用,多数都有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尝试,且适用该制度判处的案件的上诉率明显低于未适用该制度判处的案件。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重罪案件只能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因此程序简化较难,指定辩护率高但质量低,专门机关自身积极性不足,证据开示制度的缺失,实体从宽幅度不易把握等等,这些也同样不利于激发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积极性,进一步导致了制度适用的不充分。第四部分,针对前述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文对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共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应进行理念的转变,认识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融合了刑事政策、刑罚等内容的综合性制度,本身是不存在适用范围的限制的,在办理重罪案件时,也应同时注意对刑事政策的遵循。其次,应构建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机制,包括对此类案件适用该制度的启动方式的完善,并赋予辩方申请启动权,以保障其可能获得实体从宽的诉讼权利;健全重罪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机制,以更为简化的普通程序审理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以及强化重罪案件实体从宽的保障,进一步细化认罪认罚后的从宽幅度;构建以被追诉人为权利中心的证据开示等。最后,文章进一步提出了支撑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配套措施,譬如,提高重罪案件中指定辩护的质量,并在此类案件中鼓励委托辩护;加大附条件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中的适用;以及建立量刑建议协商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