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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是当代国际文坛卓有声誉的伟大作家。他曾两获布克奖，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更让他蜚声全世界。2002年，库切从出生地南非移居澳大利亚，并于2006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十四部小说，其中《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Elizabeth Costello:Eight Lessons，2003)、《慢人》(Slow Man，2005)、《凶年纪事》(Diary of a Bad Year，2007)、《耶稣的童年》(The Childhood of Jesus，2013)、《耶稣上学记》(The Schooldays of Jesus，2016)为库切的五部澳大利亚小说。
库切曾颇为遗憾地指出，“在南非，艺术目前要承担太多的真理，一箩筐的真理，压垮并摧残每一种想象行为的真理”。对库切而言，文学并非政治的宣传工具或附庸，其内核震荡着一种拒绝妥协、探索未知的否定力量，而真正致力于独立人格与伟大艺术的作家应该“想象不可想象之物，想象一种允许写作游戏发生的言说形式”。只有不断垦掘小说的无限潜能，作家才能在自我探索、实验、重写、突破中，真正激活文学内在的先锋精神与自由想象，而库切的这一艺术理想在种族隔离制度盛嚣尘上的南非难以真正实现。库切移居澳大利亚一方面使他摆脱了南非政治意识形态对艺术自由创作的戕害，另一方面在澳大利亚政治宽松、多元并蓄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库切的文学实践与艺术探索也呈现了另一番新局面，迸射出一种碎裂、恣肆、挑衅、荒诞的另类特质。与库切南非小说的后殖民书写相比，以《科斯特洛》为新的艺术肇端，库切的澳大利亚小说在形式上拒绝和谐统一的审美慰藉，更加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跨文类、碎片化、模糊化等极其不确定的文本特征，在内容上则从聚焦南非殖民暴力史转向全球流动时代语境中动物伦理、大屠杀、老年残疾人、现代性批判、难民、宗教等前期鲜有涉及的新议题，以一种更加深远的艺术视域见证了文学书写对生命苦难与人性价值的伦理见证和同情想象。
面对理性认知框限与想象力挫败之间的剧烈冲突，库切尚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的澳大利亚小说通过后现代崇高的先锋实验诠释了他以“想象不可想象之物”为内核的创作理念，诠释了库切不断颠覆文学陈规、努力寻绎自由言说路径的艺术追求和独特内涵。本论文以库切的五部澳大利亚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利奥塔后现代崇高论的丰富意涵，分六部分探讨这些作品相较于库切南非小说的风格转型及其思想精髓，抉发每部作品在文本实验和题材延展背后的崇高诗学与否定性特质，以及这些作品对后现代语境下澳大利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症候的审视、批判与省思。导论介绍了库切迄今为止的创作概貌，扼要爬梳国内外库切研究成果，指出目前学界对其澳大利亚小说的研究仍显不足，亟待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在回顾“崇高”这一核心概念从古罗马到后现代的意义衍变史的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问题、研究框架与研究目的。
第一章围绕崇高对传统优美表征话语模式的颠覆，剖析《科斯特洛》如何以非现实主义的文本实验来观照艺术对他者极端苦难与自身伦理意涵的越界想象。《科斯特洛》以八堂独立分散的讲座串联，将小说与演讲、文学与哲学冶为一炉，这种新奇的艺术探索解构了传统小说所营构的和谐幻象。作品通过展现科斯特洛在各种未定、矛盾情境中的感知崩溃与自我反诘，聚焦启蒙理性宏大叙事，尤其是大屠杀历史语境下所衍生的极端暴力恐怖与平庸之恶，在不断挑战人性可承受之想象限度的摆荡过程中显豁崇高的创伤内核。面对西方工具理性话语的冷漠与血腥，库切倡导一种筑基于同情想象与生命共构的具身化伦理，并审视了文学对自身信念的不懈拷问以及对未知他者的无限责任。
第二章基于崇高内蕴的生存错位与矛盾张力，探究《慢人》以“缺失”(loss)为文本组构要素的残缺书写与阈限体验。《慢人》展现了兼为老年截肢者与移民者的小人物保罗·雷蒙特面对主体残疾与身形丑陋的极度痛苦，而他对护工的情欲遐想使文本意义陷入了某种叙事僵局。第十三章中作者科斯特洛的突然闯入在一种亦真亦幻的元小说情境中颠覆了传统叙述主体的权威，也在人物与作者的博弈与争辩中打破了文本原有的和谐与完整。此外，小说透过一张记录澳大利亚的历史老照片的真伪之争，将身体和文本的残缺叙事与当代移民群体的无根身份置于共轴维度，为作品关注澳大利亚“国族身份问题”与移民现实境遇提供了反思的契机。
第三章聚焦崇高对现代性话语的批判以及对异识的伦理见证，解读《凶年纪事》对21世纪灾异时代文明碎片下差异政治的实验探索。《凶年纪事》将三栏并置的视觉冲击与随笔文类的星丛诗学巧妙融合，以一种拒绝封闭的全新呈现样式彰显出文学书写的物质性以及崇高的瞬间断裂之感。这种先锋艺术接榫的是全书锋芒毕露、灼见迭出的思想深度，通过对现代性转型危机和时代痼疾的层层剖析，老年知识分子C先生揭露了霸权政治威逼下权力的丑陋本质、功利社会的冷漠世态与后工业社会文化精神的衰退。与之对照，库切通过对作者与人物、自我与内在意识、自我与他者等三个维度的对话架构，表达了一种以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为价值导向的多元理念与伦理实践。
第四章关注崇高对上帝死后的超越性问题与人性本质意涵的沉思，考察《耶稣的童年》与《耶稣上学记》关于难民生存与人类救赎的文学重构。在诺维亚和埃斯特瑞亚这两个记忆洗白、缺乏激情、思想萎靡的移民城市，世俗理性宰制下的个体饱受着无法言说的精神困厄，然而在晦暗与绝望中作品又乞灵于儿童所代表的诗性想象与审美救赎。儿童舞者大卫是集奇迹、艺术、创造于一体的自由化身，也是尚未被体制化、向着未知与可能意义敞开的救赎隐喻，昭示了人类久已失落的超越性力量以及内蕴于人性的“婴孩般的自我”。在这两部没有耶稣出现的耶稣小说中，库切在一种介于世俗与宗教的艺术虚构想象中嵌入了他对难民问题、信仰危机与自我救赎的深刻拷问，在平淡的现实主义外表下努力表征一种砥砺抗争、拔升灵魂的崇高理想。
结论概述了各章主要内容，总结了移居澳大利亚对库切2002年之后的小说创作以及现实公共参与的重要影响，在探究这些作品相较其南非小说的独特艺术内涵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些略显晦涩的后现代实验的某种内在矛盾与缺憾。库切移居澳大利亚后的一系列作品并非江郎才尽后的形式游戏，其内核蕴蓄了后现代文学呈现不可呈现之物的先锋潜能与批判维度，即使在步入老年后库切仍然努力借助艺术创新的自由想象不断叩寻文学与生命、美学与伦理的联结路径。
库切曾颇为遗憾地指出，“在南非，艺术目前要承担太多的真理，一箩筐的真理，压垮并摧残每一种想象行为的真理”。对库切而言，文学并非政治的宣传工具或附庸，其内核震荡着一种拒绝妥协、探索未知的否定力量，而真正致力于独立人格与伟大艺术的作家应该“想象不可想象之物，想象一种允许写作游戏发生的言说形式”。只有不断垦掘小说的无限潜能，作家才能在自我探索、实验、重写、突破中，真正激活文学内在的先锋精神与自由想象，而库切的这一艺术理想在种族隔离制度盛嚣尘上的南非难以真正实现。库切移居澳大利亚一方面使他摆脱了南非政治意识形态对艺术自由创作的戕害，另一方面在澳大利亚政治宽松、多元并蓄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库切的文学实践与艺术探索也呈现了另一番新局面，迸射出一种碎裂、恣肆、挑衅、荒诞的另类特质。与库切南非小说的后殖民书写相比，以《科斯特洛》为新的艺术肇端，库切的澳大利亚小说在形式上拒绝和谐统一的审美慰藉，更加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跨文类、碎片化、模糊化等极其不确定的文本特征，在内容上则从聚焦南非殖民暴力史转向全球流动时代语境中动物伦理、大屠杀、老年残疾人、现代性批判、难民、宗教等前期鲜有涉及的新议题，以一种更加深远的艺术视域见证了文学书写对生命苦难与人性价值的伦理见证和同情想象。
面对理性认知框限与想象力挫败之间的剧烈冲突，库切尚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的澳大利亚小说通过后现代崇高的先锋实验诠释了他以“想象不可想象之物”为内核的创作理念，诠释了库切不断颠覆文学陈规、努力寻绎自由言说路径的艺术追求和独特内涵。本论文以库切的五部澳大利亚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利奥塔后现代崇高论的丰富意涵，分六部分探讨这些作品相较于库切南非小说的风格转型及其思想精髓，抉发每部作品在文本实验和题材延展背后的崇高诗学与否定性特质，以及这些作品对后现代语境下澳大利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症候的审视、批判与省思。导论介绍了库切迄今为止的创作概貌，扼要爬梳国内外库切研究成果，指出目前学界对其澳大利亚小说的研究仍显不足，亟待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在回顾“崇高”这一核心概念从古罗马到后现代的意义衍变史的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问题、研究框架与研究目的。
第一章围绕崇高对传统优美表征话语模式的颠覆，剖析《科斯特洛》如何以非现实主义的文本实验来观照艺术对他者极端苦难与自身伦理意涵的越界想象。《科斯特洛》以八堂独立分散的讲座串联，将小说与演讲、文学与哲学冶为一炉，这种新奇的艺术探索解构了传统小说所营构的和谐幻象。作品通过展现科斯特洛在各种未定、矛盾情境中的感知崩溃与自我反诘，聚焦启蒙理性宏大叙事，尤其是大屠杀历史语境下所衍生的极端暴力恐怖与平庸之恶，在不断挑战人性可承受之想象限度的摆荡过程中显豁崇高的创伤内核。面对西方工具理性话语的冷漠与血腥，库切倡导一种筑基于同情想象与生命共构的具身化伦理，并审视了文学对自身信念的不懈拷问以及对未知他者的无限责任。
第二章基于崇高内蕴的生存错位与矛盾张力，探究《慢人》以“缺失”(loss)为文本组构要素的残缺书写与阈限体验。《慢人》展现了兼为老年截肢者与移民者的小人物保罗·雷蒙特面对主体残疾与身形丑陋的极度痛苦，而他对护工的情欲遐想使文本意义陷入了某种叙事僵局。第十三章中作者科斯特洛的突然闯入在一种亦真亦幻的元小说情境中颠覆了传统叙述主体的权威，也在人物与作者的博弈与争辩中打破了文本原有的和谐与完整。此外，小说透过一张记录澳大利亚的历史老照片的真伪之争，将身体和文本的残缺叙事与当代移民群体的无根身份置于共轴维度，为作品关注澳大利亚“国族身份问题”与移民现实境遇提供了反思的契机。
第三章聚焦崇高对现代性话语的批判以及对异识的伦理见证，解读《凶年纪事》对21世纪灾异时代文明碎片下差异政治的实验探索。《凶年纪事》将三栏并置的视觉冲击与随笔文类的星丛诗学巧妙融合，以一种拒绝封闭的全新呈现样式彰显出文学书写的物质性以及崇高的瞬间断裂之感。这种先锋艺术接榫的是全书锋芒毕露、灼见迭出的思想深度，通过对现代性转型危机和时代痼疾的层层剖析，老年知识分子C先生揭露了霸权政治威逼下权力的丑陋本质、功利社会的冷漠世态与后工业社会文化精神的衰退。与之对照，库切通过对作者与人物、自我与内在意识、自我与他者等三个维度的对话架构，表达了一种以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为价值导向的多元理念与伦理实践。
第四章关注崇高对上帝死后的超越性问题与人性本质意涵的沉思，考察《耶稣的童年》与《耶稣上学记》关于难民生存与人类救赎的文学重构。在诺维亚和埃斯特瑞亚这两个记忆洗白、缺乏激情、思想萎靡的移民城市，世俗理性宰制下的个体饱受着无法言说的精神困厄，然而在晦暗与绝望中作品又乞灵于儿童所代表的诗性想象与审美救赎。儿童舞者大卫是集奇迹、艺术、创造于一体的自由化身，也是尚未被体制化、向着未知与可能意义敞开的救赎隐喻，昭示了人类久已失落的超越性力量以及内蕴于人性的“婴孩般的自我”。在这两部没有耶稣出现的耶稣小说中，库切在一种介于世俗与宗教的艺术虚构想象中嵌入了他对难民问题、信仰危机与自我救赎的深刻拷问，在平淡的现实主义外表下努力表征一种砥砺抗争、拔升灵魂的崇高理想。
结论概述了各章主要内容，总结了移居澳大利亚对库切2002年之后的小说创作以及现实公共参与的重要影响，在探究这些作品相较其南非小说的独特艺术内涵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些略显晦涩的后现代实验的某种内在矛盾与缺憾。库切移居澳大利亚后的一系列作品并非江郎才尽后的形式游戏，其内核蕴蓄了后现代文学呈现不可呈现之物的先锋潜能与批判维度，即使在步入老年后库切仍然努力借助艺术创新的自由想象不断叩寻文学与生命、美学与伦理的联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