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算法已经被人们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并推动着当今社会的经济运行,“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诸多隐患暴露出算法正在试图摆脱中立性工具的角色,这暗示着我们“算法时代”已经来临。算法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其作为解决某类特定问题的方法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特性。算法控制者或算法设计者以治理为目标利用其自身技术优势在算法应用过程中调控算法相对人的行为从而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技术性权力即算法权力。其生成机理是:算法的数据处理优势使算法相对人主动让渡自己的决策权从而创造了算法权力的生成前提;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荐使算法被普遍应用从而提供了算法权力的生成契机,算法架构优势使算法权力主体能轻易将自身的意图嵌入算法从而满足了算法权力的生成条件,算法黑箱作为算法权力主体行为的“挡箭牌”为算法权力生成披上合法化的外衣,算法权力主体利用算法直接或间接调控算法相对人的行为使算法权力最终得以形成。目前,我国算法问责法律制度的缺位、算法权力的极度扩张,算法相对人的自由意志被弱化、算法权力主体与算法相对人的利益格局失去平衡等问题使规制算法权力的行为具有必要性。此外,自由、平等、公平等法律基本价值使规制算法权力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为了切实保护算法相对人的权益和引导算法行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通过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以数据保护为中心的算法权力规制模式和美国《2019算法问责法》(草案)中以算法问责为中心的算法权力规制模式进行分析,我国急需设置专业性算法审查机构并在事前备案、事中控制、事后矫正三个阶段完成算法行政审查以实现算法有限公开,并且结合完善算法责任制度、建立第三方独立性机构、发展行业自律与设立算法解释权多项规制措施以期构建一个全面而且有效的多元化算法权力法律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