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所具有的综合性,使其成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法律制度。同时,也使得一个企业的破产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关于如何保障破产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法律问题,还会产生一系列诸如企业税收调整、信用修复以及职工就业安置等社会衍生问题。但是,由于相关市场发育不成熟以及破产配套制度的缺失,法院只能通过“紧紧依靠政府力量”来回应此类问题,故积极探索出了用于政府和法院沟通协商的府院联动机制,实现对破产案件处理的提质增效。虽然我国各地政府均在积极加速构建府院联动机制,取得了良好实践效果,且最高法也以破产审判会议纪要的形式肯定了府院联动机制的实践意义。但通过梳理府院联动机制的发展历程以及分析实践现状,不难发现目前府院联动机制仅仅是地方实践,中央层面并未进行统一立法,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持,导致地区实践呈现出“一案一议”、各部门“单打独斗”的混乱状态。此种状态也暴露出该机制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存在行政权与司法权边界模糊的情况,以及未能常态化、规范化解决企业税负压力大、信用修复难以及职工权益保障不足等社会衍生问题。因此,本文以破产法下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定位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政府在识别与选择、规制以及实现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三个过程中发挥的功能,论证了府院联动机制构建的必要性。同时,归纳解析现阶段府院联动机制必须解决的问题,从实现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角度出发,以梳理我国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限阈变化为基础,发散迁移陈甦教授提出的“限定政府、余外市场”理念,提出以法定原则、破产法立法宗旨、法的基本价值为衡量政府介入行为是否适度的基本评价标准。并从司法权与行政权衔接机制的建立和边界定位两方面提出政府适度介入的路径设计建议:前者包括工作理念的转变和破产管理局的设立;后者则以“正面清单”的形式对府院联动机制进行内容填充,限制政府权力,做到“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具体包括识别与选择过程中的政府服务、规制过程中的政府协调与保障以及在实现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过程中的政府风险预警与管控。最后,探究在现有技术资源和制度支持下,提出对税收优惠、信用修复以及职工权益保障等配套制度构建的建议,为府院联动机制提供制度支持。于此,希望我国府院联动机制能够不断修正现存问题,以制度化、规范化的“面貌”,更好地服务推行破产市场化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