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发展迅速，银行体系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不断增强，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从1994年的39976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547947亿元，金融市场股票筹资额从1994年的326.78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7506.22亿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保障。同时我国的出口商品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实现了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到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研究“金融发展是否会促进中国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优化”这一课题。因此本文试图从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响入手，细致考察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差异化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影响的文献，发现已有文献中很少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所有商品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出口商品贸易结构优化的指标。同时随着一系列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措施的相继出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其出口量占所有商品出口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优化了中国的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另外，高新技术产品因其高附加值及高技术含量，受资本和技术影响较大，对金融发展的敏感度更高。因此，选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所有商品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出口商品贸易结构优化的指标来研究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显得更合理有效。然后文章分别从金融发展的整体规模，金融中介、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来分析我国的金融发展现状，同时从分析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来反应我国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现状。在描绘金融资产总量、各项金融资产量、金融发展效率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所有产品出口额比重每年的增长率时，发现金融资产总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所有产品出口额比重有着趋同的走势，它们正在同步发展，并且趋于同一增长比率。这说明金融的发展在数量上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从而可能会影响我国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优化。接着文章分析了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政策导向三个传导机制来改善一国的资源禀赋结构，提高一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起到优化贸易结构的作用。然后，本文分两部分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第一部分利用1994～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中介效率指标、金融市场效率指标和出口商品贸易结构指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的状态，并且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对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优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表示金融市场效率指标的股市发展对出口商品贸易结构优化却是副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股市发展不是很完善，投机成分过大，从而使得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用没有充分发挥等原因。分析结果也表明相对于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来讲，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金融发展总体规模态势良好，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部分利用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响情况，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个别的省市实证结果比较显著，其他的省市自治区则结果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东中西部的经济环境不一样，差别比较大所致，所以接下来将31个省市按照东中西部划分出来，分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为：东部地区，中长期贷款所占比重对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中长期贷款所占比重反映了各个省市地区的贷款期限结构，属于金融效率方面，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对于金融效率的提高较为敏感。对于中部地区，虽然各个指标都比较显著，但是金融中介的规模和股市的发展对于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优化起正面促进作用，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标则对其起到负面的抑制效果。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是信贷规模对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影响比较显著，所以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对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比较敏感。最后，得出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并给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