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这一概念是理解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范畴。这个概念最早被移植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将它理解为一种人生及道德哲学。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能够以这一“科学”概念来解决一切问题,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在“科学”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流变之中,这种影响变成了一种桎梏。“自然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就是真理的单一性或客观性一按照“自然辩证法”的原理,“真理”并不是由人构造的,它本身就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因此,正如邹谠和洪子诚所恰当地概括,整个中国社会只能陷入“一体化”的陷阱之中。“文革”即是这一“一体化”的登峰造极。这就是1980年代“科学”概念重新引发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知识背景。在五四时代,“科学”这一概念同时含有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但对于1980年代一“新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所要挑战的却是“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或其思想原理即“自然辩证法”。《导论》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学术界“重返八十年代”工作的问题意识。在汪晖、贺桂梅等学者有影响力的论述里,1980年代被评价为“走向现代化”或“走向市场经济”的年代。本论文认为,这样的观点简化了1980年代的中国思想,遮蔽了这一时代中国思想与现实、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互动。有必要通过历史化,通过重返八十年代,来重新讨论这个时代的“政治无意识”与“情感结构”。第一章主要考察“理性主体”的理论含义以及“科学”概念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继而追问“理性”和“科学”概念在1980年代的文化空间里的位置和功能。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关注“科学”,不仅仅关注其自然科学的性质,其实,他们要强调的是科学的“社会性功能”。第三章考察“走向未来”丛书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探索了“理性主体”的思想原理。第四章讨论“走向未来”丛书的历史观问题。与一般认为“走向未来”丛书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同,本论文通过理论辨析和文本解读,重新评价“走向未来”丛书的历史观,尤其是“超稳定结构”论及其寓言性的创造性意义。结论是与汪晖等学者所建构的八十年代的知识景观不同,我们可以把1980年代放置在更复杂的维度中、放置在更充满理论与现实张力的文化政治空间加以理解。我们会发现,1980年代留下的思想遗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丰富得多。它理应成为我们理解历史和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