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度变迁不仅带来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也促使个体在面临生活机遇的变化时作出选择性流动,最终的地位获得模式不能仅考虑分层机制而忽略微观个体选择性流动的影响。本研究借助CGSS2006数据对参军问题的分析支持了这种观点。参军作为政治忠诚的体现对个体的回报在改革后比之前有较大下降,而特殊的政治环境又造成“文革”期间对军人异常高的回报。在体制内单位的进入、行政级别和管理者职位的获得方面,“文革”期间的军人无论是相对普通市民还是相对其他时期同样有入伍经历者都有着更高的比例,尽管总体上留给人们的机遇,从我们选取的指标上看随三个时期的后推依次减少。不同时期参军地位获得模式体现着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和对参军回报审视后个体的选择性流动的共同作用。当参军能带来较高回报时,参军资源的分布在不同的地位群体间就会体现出更大的不平等。管理者阶层在“文革”期间的最大化优势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改革后对城镇退役义务兵安置的困难也削减了城镇青年参军入伍的兴趣。而受教育程度对参军地位获得的影响则最集中地体现了分层机制与个体选择之间的张力。当国家重视知识的作用时,受教育程度对参军对数偶值的影响大致表现为倒U状。但当教育流动的途径被堵塞时,参军对数偶值却随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而呈现线性增长。最后,在参军期间的地位获得上,由于权力的屏蔽效应和底层群体较少的其他流动途径,个体选择性流动使得此时的地位获得出现了与一般模式截然相反的趋势,农村青年和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反而有更高的入党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