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总督府评议会是1921年首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复设而成,名义上为台湾总督最高咨询机关,与据台初期的律令审议机构名称相同。1921年6月,第一届评议会开幕,讨论问题涉及民法、商法和义务教育等社会关切问题,因其中有台籍人士存在,被寄予厚望。评议会从建立到台湾光复,共存在二十四年,八位总督共召集十次评议会,八次恳谈会,讨论二十二个问题,四十名台湾民众先后被任命为评议员,其实质作用经历了从咨询机关到“花瓶机关”最后到宣传机关的演变,对台湾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的第一部分就评议会复设的原因、制度建设与变迁进行探析。本文认为评议会的复设是多重合力作用的结果。首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族民主主义浪潮兴起,以林献堂、蔡培火等为首的台湾进步势力掀起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旨在设置台湾议会,制约总督的专制统治。日本政府复设评议会予以“搪塞”。其次,日本中央在“大正民主风气”之下建立首个宪政内阁,总理原敬对殖民地抱定“渐进的内地延长主义”原则,修订总督府条例,任命田健治郎为首任台湾文官总督,希冀改变武官总督的专制方式,田健治郎极力推动评议会的复设。最后,朝鲜总督府中枢院的建制,成为评议会的模板。田健治郎建立起从提交议案、议事、决事、“答申”的完整、规范的评议会制度体系。1930年,评议会扩充,增设建议权,但由于评议会为咨询性质,建议权的增设不过是聊胜于无。本文的第二部分就评议会的召开进行研究。本文认为,从1921年6月评议会复设,到1945年10月台湾光复,总督共召集十次评议会和八次恳谈会。评议会也由于总督特性不同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田健治郎时期所召集的三次评议会,此一时期,田健治郎遵守评议会的各项制度,遵从了“问智于民”的初衷,在评议会中评议员也可以毫无保留提出各种意见,总督对于评议员们的意见予以尊重。第二时期为田健治郎之后的历任文官总督,其中四位总督召开了五次评议会,相较于田健治郎,后任总督召集的评议会所讨论的议题,总督府并不执行,而且越来越形式化。第三时期为后武官总督时期,相较于文官总督将评议会定位为咨询机构,武官总督更热衷于将评议员作为施行政策的宣传员、示范员和传达员,总督将想要实行的政策到评议会走个过场,评议员也不再提出补充甚至相左的建议。本文的第三部分对评议员进行研究。首先,评议员分为民间评议员和官方评议员,民间评议员在任命上按照当时地方州制进行,1930年随着评议会的扩充,花莲港厅首次出现评议员。随后澎湖厅和台东厅也有评议员,台东厅的评议员也成为首位少数民族评议员。民间评议员的构成包括地方士绅、亲日力量、抗日力量、重要会社负责人、重要媒体负责人、银行负责人等,田健治郎希望将台湾上层力量一并囊括。而官方评议员随着田健治郎辞任总督后,人数急速减少,因此大大损伤了评议会的谘问作用。相较于民间评议员,官方评议员人数少、任职时间短、学历高。其次,评议员的交际涉及评议员与总督府之间的交际和评议员尤其是台籍评议员之间的交际两部分。再次,评议员有完整的“福利”制度,包括物质保障和精神福利,物质保障主要是田健治郎所建立起的津贴和旅费保障。精神福利包括获得奖章和爵位、参加总督举办的宴会和重要活动,更改姓名和直接面见总督提出建议等福利。最后,作为特殊的评议员林献堂“五任四辞”,本部分对其评议员生涯进行研究。本文的第四部分主要对评议会及评议员进行评价,认为评议会在有限度的开放台湾上层士绅言路及完整的机构制度体系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日据时期的谘问体系建设对光复初期台湾谘议体系的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本文认为其在制度构建和部分评议员选择过程中有极大的局限性。评议会作为带有些许民意的谘问机构,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为光复初期台湾省参议会的构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对台湾民众参与政策决策起到了启蒙作用。但评议会复设的重要目的是为消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维护日本殖民和总督专制制度,此举违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浪潮,具有极大的消极性,阻碍了近代台湾的民族民主化进程。